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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女神忒弥斯
道士下山 导演：陈凯歌编剧：陈凯歌、张挺主演：王宝强、郭富城、张震、林志玲、范伟等类型：喜剧/动作/奇幻/冒险/武侠/古装片长：123分钟 豆瓣评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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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周刊Z1版~Z4版
■编者按
今天所评之书中使用的“失踪”提法，意在强调本书所揭示的这些法律人多半是被遗忘或者忽略了。因此，所谓“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也就是指那些被遗忘或者忽略的法律人。这些人杰都是我国 初一批接触现代法律的人，后来世事变迁中国法律“学统”严重断裂，以至于学术上竟得不到传承，这是我们民族 大的损失。是的，我想没什么事情比法治建设更重要，这是一切一切的保障，否则其他方面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会面临“清零”的危险。发现和揭示真实的历史，是读书人的本分，该书作者贡献了这份本分。
封面文章》
肖金
一这本书之所以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是因为它让我联想起2003年《南方周末》刊发的、一篇在当时曾震撼了很多国人心灵的特别报道———《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
报道讲述的是，一群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老人，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默默无闻花费近十年光阴编纂出了一本中国有史以来 大的英美法词典。用当时司法部一位司长的话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1949年以前就已是法学权威和前辈名宿，而且还有一个共同身份———都出身于中国近代英美法系教育的“摇篮”东吴大学。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1946年，由于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而当时中国熟谙英美法程序的学者几乎全部在东吴大学，所以，正是由他们组成了当时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 优秀人物，在东吴大学被撤销（1952年）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打更门卫甚至劳改犯。
而他们被忽视的代价则是在英美法教育被历史割断了30年后，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这方面的人才出现“断档”，甚至找不到熟谙国际公法的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以至于，在1993年，当时中国派往驻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李浩培（东吴大学出身）就职时已是88岁高龄，到离任时已届91岁。另外，上世纪90年代，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对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也全部由这些东吴大学遗老完成，此时，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岁。
比较巧合的是，在《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这篇报道里，提到其中一位参与编纂英美法词典的老先生潘汉典，正好是《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书中介绍的晚清民国10位法学家的 后一位。
二
当然，相比前面提到的《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对晚清民国法学家思想、际遇的梳理，其中那些“失踪者”的失踪原因，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浪潮中，则更要深邃、复杂得多。
本书关注的被法律史忽视的晚清民国人物，他们中有不少并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反而在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有所留痕。只是，他们作为法律人的身份，并不那么被人们熟知。
比如，位列书中“失踪者”第一位的章宗祥，这个人其实咱们一点都不陌生。对！就是咱们从小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看到的，“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群殴的那位！当时被称为“卖国贼”的章宗祥，为什么会遭遇群殴呢？因为他曾以司法总长和外交官身份，签署过一系列外交文件，并担任当时中国参加一战后巴黎和会的代表。这些文件在国内遭遇不满的结果，就是很多人把激愤的情绪，全都发泄到这位外交官员身上。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个由时代加诸于个人身上的悲剧。说句题外话，当年听到肇事的学生被捕时，章宗祥不仅没有乘机提出控告，反而派其妻子出面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其后他离开政坛，也离开了其熟悉的法律领域，投身实业。相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北大领袖，在“火烧赵家楼”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爱国学生”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真正的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有时，历史的真相就是这么诡谲。
说起来，章宗祥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名副其实是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现代专业训练的法学家。在章宗祥的法律人生涯里，清末，他担任过宪政编查馆法制局副局长。民国之后，他担任过中央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即 高法院院长)和司法总长。可以说，中国近代立法、司法各个领域的初步成型和奠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影。其 大的成就，要算参与制定了中国近代首部刑法———《大清新刑律》（1911年颁布）。
又如，曾出使比、瑞、日等国，在外交界较具影响的汪荣宝，早年曾经在清末宪政编查馆任职，后奉派为协纂宪法大臣，对于近代宪法发展具有开创性贡献。上世纪30年代初，法学家徐道隣25岁便在德国出版《宪法的变迁》，震动欧洲宪法学界。还有书中提到的董康，他撰写了《刑法宜注重礼教之刍议》一文，法失而求诸于“礼”，一方面，试图通过礼教重塑权威，维持国家社会秩序之安定，另一方面，试图借助习惯使新法获得认同，保障新式法律能执行顺利。晚清民国法律人一般既接受过旧式教育，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当时法律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变革与传统的矛盾。这里既包括古与今，又包括中与西的冲突。中国的近代化是外发性的，因此变革与传统之间的碰撞尤为激烈。
客观而言，外忧内患的时代似乎没有给予当时这些法学家宽松的环境，许多晚清民国的法律人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时期，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家国命运变革。少年成名，老无所用，是许多这代法律人的写照。这个时代中的法律人似乎也没有平和的心态，更多的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焦灼。于是导致了晚清民国的法律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彷徨，甚至有时同一个人观点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晚清民国法律人的努力无论是其正面意义，还是存在的问题，都是时代的缩影，不应被遗忘。新文化运动之后，种种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路径的思想理论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又变为军事的决战，法治文明的传承可谓时断时续。
他们在法律史上的“失踪”，既有个人的命运因素（如章宗祥在“五四”运动中的遭遇），又受历史大变革的影响。以作者对民国法学家燕树棠的“寻访”为例，这位耶鲁大学法学博士，30岁即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兼授清华大学法律课程。他不但学问好，教学出彩，还曾就任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主导民国民法亲属篇等多部法律的修订，后又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这样一位在法学教研、立法司法界均深有造诣的法律人，上世纪50年代后主要的时光都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法律系编译室内度过。他的工作并不是研究，而是“每天到开水房将图书馆所有办公室的开水瓶灌满，以供人们饮用”。时间慢慢过去，他终于淡出了法律史的视野。
时代的变迁之下，可能以往很多的法律人，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失踪”意味着其作为法律人的身份与经历不为国家、社会、同行甚至家人所熟悉。因为时代的特殊因素，即便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他们知道其作为一个父亲的存在，但作为法律人的经历就未必了解得清楚，未必了解得深刻。比如书中提到，作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徐道隣的女儿———艺术史专家徐小虎，并把自己研究徐道隣先生的两篇文章发给她，她看完以后才知道，原来自己父亲作为一个“法律人”有这样特别的履历。
当然，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本书其实还可以增补更多“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北洋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法律人杨荫杭（杨绛的父亲）将其传讯拘押。这件事很能体现当时一代法律人的信仰和人格，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三
每个时代都有其在思想、观念、价值上的“主流”，而这些“主流”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些“主流”本身，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呢？在这些“主流”之外，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失踪者”，无疑不幸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余数”，那么，这些“余数”就真的毫无价值吗？
学者朱学勤在其《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中，曾追忆自己年少时与一群关心精神胜过关心生活的同道“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他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朱先生由是感慨：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代有新人，但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与历史学的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法律人的际遇，即是中国近代法治文明命运变迁的侧影。法律无疑是历史的延伸，各国现行“良法”皆有“历史来由”。“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晚清民国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解体和近代法律体系的建构，时代中的法律人通过知与行演绎着各自法律的故事。相对于制度变迁的冰冷无情，这些法律故事有血有肉，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就如《归来》中才华横溢的学者陆焉识，20多年的时间都荒废在了边疆大漠之中，归来后却面对着妻子的失忆，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比历史的苦难更可怕的，是对历史的失忆，慰藉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灵魂，并给予他们的继承者以力量。对他们来说，这番寻找，可能将有特别的激励和鼓舞吧。或许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的价值所在。
无论中外，文明火种的接续， 核心的部分都是思想、观念的传承。如果说，法学家的“失踪”只是一个隐喻，那么“寻找”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完成对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记忆的修复和重建。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今天对他们的研究，既是重建事实，还以历史公道，亦能从中窥得思想与学术的传承，领会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发现百余年来中国法学、法治的经验教训，以探究未来中国的法治之路。”
被誉为“台湾首席文艺青年”的马世芳， 终于出了第一本专讲“中文世界”的音乐文集，他把本属于上一辈人的青春记忆，用一篇篇感同身受的文字记录下来，转换成为或激动、或落寞、 或感伤的种种情怀。 通过阅读这些青春记忆，也许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 曾经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
———编者
《耳朵借我》
作者: 马世芳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 马世芳作品·理想国，这套丛书还有《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
推荐语
关于过去四十年的原创歌曲，很少人比世芳听得多，听得仔细。
把耳朵借给马世芳吧，听他放一首歌，认识写歌的人和那个年代的故事。———侯德健
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李宗盛
作者简介
马世芳：
1971年夏生于台北，写作者、广播人，公认的台湾流行音乐 忠实的观察者与记录者，父亲是作家亮轩，母亲是广播人陶晓清，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书名由来
“耳朵借我”一词典出披头士的《靠朋友帮点忙》(WithaLittleHelp fromMyFriends)。演唱会上，歌手high起来常对观众高呼“把你们的手借我！”———我便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招呼打开这本书的看客：“来来来，耳朵借一下，说几个故事给你听。”故事里这些人、这些歌，多少都曾被误解、被轻蔑、被遗忘甚至被屏蔽。希望这本书能略略描清伊们的容颜，留下一些不该轻率忘却的纪念。节选自《耳朵借我》后记
■摘读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
一些陌生的旋律
你或许会想起现
在这首古老的歌曲
二O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罗大佑在小巨蛋舞台上奋力唱出这首他29岁写的歌。当年那帧唱片封面，一身黑的罗大佑孤傲地站在夜色之中，几乎与背景的暗夜融为一体。你再怎样逼视他的脸，都永远望不穿那副墨镜后面的眼神。
彼时他不分昼夜永远戴一副墨镜，得再过好几年，我们才等到他摘下墨镜，露出灼灼的双眼。我们觉得他酷毙了，罗大佑后来却告诉我：戴墨镜是因为他怕羞，不习惯和众人目光交接。
一九八三，我们都还不知道卡拉OK是什么东西，许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释这一切的全新语言，于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启蒙的神谕，一张唱片也可以是一桩文化事件。一个音乐人不但可以是艺术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罗大佑自己未必乐意被贴上那么多的标签，他曾对我说他希望自己墓碑上的头衔是“作曲家”。小巨蛋的舞台上，五十七岁的罗大佑唱了三个多小时、三十几首歌，直到 后一秒都元气饱满，而且坚持不用“提词机”。他对我说：人在舞台上，得把“安全网”撤掉，把自己抛进那带着几分危险的状态，才能保持警醒。这话说得分量不轻：我们都知道，大佑奇崛曲折、意象绵密的歌词，恐怕是中文流行乐史上 难熟背的一批文本。他的确唱错了几处，然而谁忍心苛责呢？对一个愿意拆去安全网的走索者，我们都不该吝惜掌声与敬畏。
前不久在一间公立大学的课堂，一位同学很诚恳地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过得太爽、太舒服，都没有可以反叛的东西了。”那天在小巨蛋听着大佑一句句唱出这段歌词，那个大男孩恳切的面孔又浮现脑海：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假如再见到那个男孩，我真想跟他郑重说声对不起。我想让他知道：这种种不堪，我们这辈人其实也有份。我真想让那个孩子听一听这个老歌手在他出生前好几年就写下的歌词，在这已然充满了陌生旋律的世界。我想跟他说：曾经有一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他既不算思想家也不是革命家，然而他确实以警句和寓言描述了那个我们当时还无力描述的世界，也一并预言了我们不忍逼视的未来。节选自《耳朵借我》
■选读
青春舞曲
———我的记忆，关于那些歌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着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沉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二十四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的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成熟令我惊诧不已。这才憬悟当年自己唱着的是什么样的歌，当年那群二十啷当的音乐人又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有才华……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十年代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 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 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十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八十年代初期罗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十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母语歌”运动、九十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听听杨弦在一九七七年《西出阳关》专辑里那样虔敬地弹唱着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语《美丽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乐”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未尝进入过他的脑海。
它的录音和编曲是那样朴素，但是跨越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仍然能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动掉泪，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早已朽灭的许多“流行歌”。
杨弦在一九七五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
那是我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
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 爱讲笑话、王梦麟 爱骂脏话、郑怡性子 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
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 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我记得一九八一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乐集”演唱会上，二十二岁的李建复入伍当兵前的 后一场演出，众多迷妹大呼小叫挤成一团，连旁边比人高的盆栽都被碰倒，玻璃门也险些被挤碎。那是“民歌”时代的尾声，那天的迷妹们，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儿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热情疯魔周杰伦和王力宏呢。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卡拉OK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节选自丛书中的另一本《地下乡愁蓝调》
李宗盛的推荐序
世芳老弟：
让我老实跟你说，即便并不动听。
从不主动或者能免则免，我极少看乐评或是相关的文章。
能给我启发的不多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主要是我想纯粹地、主观地、不受影响地去完成一首歌或是一张专辑的制作。
当我交出母带的时候工作已然完成，
专辑的销售、外界的评语、歌者的成败，我并不在乎。
一张专辑的制作对我而言意味着是要去说服、去感动、去带领一个团队，
一起相信这十首歌能为歌者创造奇迹，能为时代留下印记。
身为制作人背负着一个歌者或者是一个湖南阳光技术学校的未来，
他凭借着的是信仰般的虔诚与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我知道这样的态度当然有失偏颇，但是大半辈子的音乐人生涯也就这样过来了。
然而其实无碍，
你的文章我虽然不多看，但却必须承认持续暗中观察。
所以在你新书发表的时候，要真心感谢你的孜孜不倦。
所以请你继续，
在众声喧哗时代中，为尽心尽力的音乐人挣些许尊严。
在荒谬浮夸行业里，替混沌不明的现象给出诤言补白。
我的耳朵无需借你，
你的耳朵当真不赖。
李宗盛 敬礼
当陈凯歌导演被问到为什么选王宝强当男主角时，他的答案是两个字：干净。据说文艺青年特爱用这个词。王宝强是幸运的，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前不久，有一个适合他气质的配音工作找上门来，他给一个降临在印度的呆萌外星人配音。但这片子真牛的是演外星人的演员，年已五旬的宝莱坞巨星阿米尔·汗用表演令人信服地告诉你什么叫做“干净”，这才是在塑造角色，相比之下，王宝强的演技更像是一个潜心研究同一个角色（他自己）的特型演员。
陈凯歌看中了王宝强的特质，找到了他。王宝强 初也的确把“小和尚下山去化斋”的懵然无知表现了出来。但随着剧情的推进，面对如何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人物内心，王宝强就不会了，他的表达只有脸谱化的傻笑和怒吼。在这件事上，陈凯歌有责任，他没能帮助王宝强进步。实际上他也没能帮助别的演员进步，因为几乎每个人物都那么脸谱化。而且很多演员只能算是带艺投师，元华还是周星驰电影里的元华，林雪还是杜琪峰电影里的林雪，张震还是王家卫电影里的张震，却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惊喜了。唯一在陈凯歌手里让人惊艳的王学圻，他老人家其实是另一个王宝强，演的只是他自己。他的表演看多了有装腔作势的感觉。
本来这次陈导的野心是很大的，他选了 懂武侠的徐皓峰的小说，摆脱了《无极》那种无本之木的状态。他还希望自己的电影既有人文关怀，又有商业回报。陈凯歌被自己的知识分子习性和商业追求搞得有点分裂。他严格要求自己是好的，但能做到这点的导演好莱坞也不多啊。结果就是，电影既不深刻，也没意思。
好为人师的陈导让“大师”王学圻和神经兮兮的旁白负责说教，然而说得叽叽歪歪、没完没了。导演当观众都是傻子，好像不把话挑明了就领会不了。郭德纲早就说了，人民群众用不着几个说相声的教育。你看金基德拍《春夏秋冬又一春》，人家废一句话了吗？讲道理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了，请参考周星驰的《功夫》，结尾就一句话：“想学啊，我教你啊？”
电影想表现出趣味来，但我只看到了低俗趣味。林志玲范伟滚床单、郭富城张震滚草坪，这有意思吗？好吧，这可能是影片里 有意思的部分了，但陈导你玩这个，再穿插着讲大道理，不尴尬吗？
有评论想替陈凯歌说句公道话，认为电影拍得其实还不错，何必苛责。是，如果电影是王晶拍的，我甚至可以鼓掌，但这片子可是陈凯歌拍的啊，是那个拍出了《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啊。《霸王别姬》已经成了陈凯歌的枷锁，搞得每次新片上映，就有网友揶揄，《霸王别姬》真是你陈凯歌拍的吗？
曾经真的有人质疑《霸王别姬》是不是陈凯歌的作品，我把这看做是阴谋论，并不相信。可问题是，任何阴谋论都不会是空穴来风，对陈凯歌的怀疑，无论真假，都是因为他后期作品的落差太大了。尤其是基于审美上的落差，不仅跌得太惨，而且取向上还飘忽不定，《和你在一起》过分煽情；《梅兰芳》过分谄媚；《赵氏孤儿》把伟大的悲剧弄成了一场误会，力量全失；《道士下山》完全是重口味的，至于改变他人生的《无极》，只能用奇葩来形容了。
我们真的很难相信陈导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那么答案就只能是，价值观的扭曲来自对现实环境的妥协，而各种风格的尝试则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对于一个拍出过《霸王别姬》《黄土地》《孩子王》的导演，我们不好评价他的妥协是懦弱，但他的迎合却绝对是愚蠢。
你看王家卫和周星驰，他们的审美一经形成便一以贯之，无论操作什么题材，电影都刻下了他们鲜明的烙印。当观众认可他的审美，票房就贱兮兮地粘了上来，拿脚踹也不走。如今观众还在为《道士下山》买单，那完全是因为认可他通过《霸王别姬》建立起来的审美，而陈导的选择却是，放弃这种审美，透支这种认可，然后还老是想不通大家为啥骂他。
据说电影上映之前，原作者徐皓峰还满怀期待地说：“他（陈凯歌）是一个对我们青春有影响的人，他想拍《道士下山》，我和他一见面就没有二话，肯定给他拍。另外我对他把《道士下山》拍成什么样怀有巨大的好奇，那是值得我去想象的。”等电影上映了，我就没再听见徐皓峰发言，这是多么尴尬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牛角
用“噪音”加入音乐阵地
纵观中国摇滚歌坛，女鼓手亦如军中女兵寥寥无几，美西则显得格外显眼。从打鼓的技法上看，绝对看不出这才是大一的学生，我听过美西的现场，咚咚鼓声，老练而顿挫，舒张而有力，加上颜值不低，让人嫉妒老天给予她的太多。
很多人喜爱摇滚乐都与香港摇滚乐队Beyond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西也是如此，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电视中她无意看到Beyond的现场演出，立即被旋律吸引，当镜头出现叶世荣打鼓的英姿时，更是令美西着迷。当时，美西的身边没有打鼓的人，更没有女孩打鼓的，而美西当时按家人要求已经开始学习钢琴。音乐是由两种音构成，乐音和噪音，学习钢琴不久之后，美西毅然决定放弃乐音，选择了“噪音”，改学打鼓。直到今天，有人问美西为什么学打鼓时，她也是说：“我对旋律的感觉，远没有对节奏敏感，我注定是要学打鼓的。”
初中三年，美西家楼下刚好有个琴行，美西下了楼就能学习打鼓，每天做作业时，楼下经常有人练鼓，她听到眼前一亮的节奏，就会跑到楼下请教，很多节奏，都是她在上下楼之间琢磨明白的，“打鼓很帅，但越学越难。”美西说。
初一开始学打鼓，初三美西就组了她人生第一支乐队，美西还联系社区义务为居民表演，她还记得组乐队后，第一首表演的歌叫《隐形的翅膀》。一直到上了高中，除了学习，美西没事就去琴行练鼓，一练练一天，回家之后手臂酸疼。这支乐队一直到大家各自考上大学才解散，遗憾的是当年演出没留下过什么照片。
喜欢Mike Mangini的90后女鼓手
女生打鼓实在太特别，家人对她的支持更可贵，“打鼓能坚持到现在，和家里人对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只要不影响学习，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美西很喜欢Mike Mangini(迈克·曼吉尼)，他是美国波士顿前卫金属乐团“梦剧院”的鼓手，是当今摇滚乐坛中 为出众的年轻鼓手之一。玩过音乐的人都知道，测试鼓手的能力一般测试敲击军鼓，以分钟为单位，敲击次数越多代表技术越高，前20秒好熬，后40秒才是让人疯掉的节奏。为了提高技术，美西没日没夜地练，一直练到手臂抽筋。她告诉新文化记者，加拿大有个22岁鼓手创造过一分钟击鼓1208次的纪录，平均每秒敲鼓20次，成为世上 快的鼓手，她虽然距离这个目标差距很大，但有目标总比没目标好。
美西大学主修英语，“我个性其实还是挺独立的，高中时就开始住校，自理能力非常强，但是一回到家中，父母就不给我独立做决定的机会，很宠我。”美西幸福地说她很享受这种溺爱。但在学校中，美西俨然变了一个人，很多事都是她主动张罗，丝毫看不出家中独女的感觉。除了学习，美西身兼年级长、文艺部骨干等职位，要经常协助老师处理一些工作，课余，她还在周边的健身馆担任健身教练。
90后的美西不懂时下流行的火星文和网游，就连听的歌都是Bon Jovi、谭咏麟那个年代的，艾薇儿在她眼里都算新的，学音乐的都知道，刚开始玩音乐是要扒带子的，美西 擅长的就是扒带子，并且还自创了记谱方法，“别看写得乱遭，但心中有谱，形散谱不散。”
诞生在冰冷车库的冷库
2014年，进入大学的美西开始组建乐队，一位同学给她介绍认识了长春大学的代禹泽，后来，她又认识了本校的孙新宇、张甲杰和长春理工大学的张西，五个人志趣相投的人，一拍即合组成了乐队。
和很多乐队遇到的问题一样，乐队组建完毕后，面对 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排练场地，“我们乐队和别的乐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科班出身，大家的专业除了英语、视觉传达、会计，和艺术 搭边的就是美术，甚至还有临床护理专业，所以我们借不到学校的排练室，只能自己想办法。”学会计专业的主音吉他张西告诉记者。
作为乐队的灵魂人物，美西此时又站出来了，“实在不行就租个场地吧，大家平摊费用。”很快，贝斯手孙新宇在网上发现在学校附近有一处车库对外出租，租赁的过程是很简单的，拟协议、签合同、交钱。车库老板是个40多岁的阿姨，租之前美西问她，如果在墙上加一些东西可不可以，阿姨爽快地同意了。租了一周后，阿姨过来一看，简直都不认识自己家房子了，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原来，为了避免乐队排练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几个人加了隔音处理。做全车库的隔音过程是非常困难和繁琐的，节奏吉他张甲杰和贝斯孙新宇坐着三轮车到很远的建材市场购买了隔音板，借来电动工具，又给车库加了一道隔音门，几个人又去二手市场买来了旧桌子和旧沙发，由于架子鼓的音量比较大，所以美西把架子鼓单独用塑料布隔离成一个小空间，这样既起到了拢音的效果，还不至于扰民，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乐手们说什么美西都听不到，并且每次打鼓都会把自己震得耳鸣。
改造车库的工程足足用了一周，车库老板还是很支持乐队排练的，灯泡坏了，二话不说上楼给找新的。为了不扰民，排练的时间大多选在白天的下午进行， 晚只排练到晚上8点，加了隔音外面也多少会听到，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车库里有一样家用电器是任何人都不能弄坏的，那是大家的救命恩人，那就是电暖风。因为车库供暖特别不好，冬天大家来排练，刚把车库的卷帘门打开，里面就有一股寒气吹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车库没有窗户，不朝阳，还是一楼，所以特别阴冷，每次排练之前，大家都要把手先放到电暖风前吹一会儿才能弹琴。因为手一直是僵着的，经常是排练时，有人喊停，然后走到车库外面，实际是去暖和一会儿去，外面气温都要比室内温度高。冬天有电暖风，三伏天关了车库门排练也丝毫不觉得热，因为车库特别阴冷，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另外，排练时的一大难处就是上厕所。车库没有上下水，更没有厕所，所以大家每次都是解决干净之后，才到车库来排练，因为温度低，上厕所是不可避免的，男生还好办点，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女生们可不能这么豪爽，只能四处找饭店借厕所，附近有个馄饨店，两个女生经常去借厕所，又不好意思总借，所以，这一年馄饨吃得特别多，但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因为条件差流露出想退出乐队的，一进冷库，困难就全忘了，玩儿吧就。
2014年的冬天，学校有个晚会需要大家去演出，排练完毕后，五个人坐在一起，因为马上要演出，所以必须要有个名字，中文、英文想了好多，贝斯手孙新宇说这车库多冷啊要不就叫冷库吧，和冷酷同名，还有意义，大家一致赞同。演出之后，大家尝试着换过别的名，但都觉得没有一个名字能比这个名字更合适。
做夜空中一颗普通的星
长春是一个校园气息浓重的城市，到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比如冷库乐队的这五名成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且喜欢他们的歌。“夜空中 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 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这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 亮的星》，是乐队成员们 喜欢的一首歌，在校园音乐节上，冷库乐队演唱了好多次，他们知道很多星星本身是没有光的，需要借助太阳的光辉才能放出光芒。
乐队有几次开门排练，对面楼有孩子趴窗户看，美西经常会让孩子过来看。附近邻居也有过来看的。贝斯手孙新宇帅气，经常有附近女孩跑来要电话，说要联系演出，但实际上总也不见有演出。
对于几个人凑在一起这件事，五个人没有太多想法，“大家都是抱着玩的态度来的，除了贝斯手，他想过以音乐为职业。我也想过，但我要出国啊，在国外继续这个梦吧。”美西刚开始就把自己要出国这件事告诉大家了，所以大家都没有太久远的想法。“再在国内读两年大学，我可能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所以我在国内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多，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每次乐队在一起时，大家都十分珍惜一起过的每分每秒，没有比时间更催人的了。我们都喜欢那首《夜空中 亮的星》，我希望我们也做夜空里的一颗星，很普通的一颗就好。”美西说。
冷库的风格趋于流行摇滚，其实美西喜欢的是很重的摇滚乐和金属乐，谁能想到这么文静一姑娘居然听Nightwish的歌，“我就喜欢那种很重的节奏感，但是其他成员有些接受不了，所以现在的风格趋于流行偏摇滚。”美西说。
既然选择了流行摇滚的风格，冷库就尽量选择一些观众能接受的歌，而不是曲高和寡地一味自我享受。在不久前的长春万象音乐节上，冷库翻唱了《离开地球表面》，还唱了两首原创作品，《 开始的地方》和《冷库》。在台上的感觉是很享受的，大家在演唱《夜空中 亮的星》时，台下每个人都举着开了闪光灯的手机，让乐队每个成员都特别感动，大家也充分享受着此时的舞台。现场有个女学生，拍完《 开始的地方》的视频发到网上，很多人找到美西，问她这首歌的名字，美西说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歌，那个女孩子说，怪不得网络上找不到。
这些记忆碎片是人生的宝藏
新文化记者小时候很喜欢一首歌，只要收音机放我就跟着唱，“啊，多么痛的礼物呜呜呜……”，那时候还没有CD，更没有网络可以百度歌词，以至于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礼物让人这么疼，后来，咬牙攒钱买了一盒磁带，打开磁带皮才发现歌词是“多么痛的领悟”。现在真的很庆幸这些音乐发烧友们能赶上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让一切都变得信手拈来。冷库里 近又多了电脑和调音台，让合乐变得更加自由和方便，每一次排练大家都无比放松，每次排练大家都会足足待一下午，每周去一次，充分利用和享受这段完美时光，好朋友在一起也无话不谈。出名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开心才在一起，大家乐于凑到一起，根本上取决于性格上的投缘，即使谁弹错了音符，也不会有人指责，更多的是交流和谦让。但是，冷库也有演砸的时候。
有一次，长春大学举行一个联谊活动，活动地点是一个舞蹈室，冷库负责开场，那次演出准备得十分不充分，麦克风都是演出前半小时出去借的，主唱代禹泽唱的是王菲的一首歌，因为音箱非常小，美西打鼓时完全听不到主唱的声音，完全是凭着惯性和感觉对付下来，效果可想而知。唱完之后，主唱就开始胃疼，“主唱有个毛病，特别紧张时就会胃疼，之前只在两次大型演出之前犯病，那是第一次在一个教室里演出犯病。对于不懂音乐的人来说，可能就是效果差一点，但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演砸了。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美西回忆说。
冷库五个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因为彼此时间都很紧张，还不在一个学校。主音吉他张西，是理工大学的学霸，除了排练基本就是在自习室待着，应付各种考试，平时不爱说话，但灵感十足，冷库的几首原创歌曲，都出自于她，《 开始的地方》她仅用了10分钟就写出来了，谁能猜到这个上了大学才开始学吉他的人，创作天赋这么强。
大家对主唱代禹泽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总在正式演出时忘词，因为这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可能还是跟舞台经验少有关，每次说到这代禹泽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为了提高鼓技，除了排练时间，美西习惯在寝室的桌子上，自己的腿上敲来敲去，很多人以为这是病。每次演出之后，向美西要微信的基本都是女生，这也让她苦恼了好一阵以为自己没有吸引力……这些支离破碎的乐队生活回忆，都是一生的美好宝藏，伴随着每个人成长。 新文化记者 郭艳东
《 开始的地方》
谁的青春
不该有热情如火
放肆飞奔
不害怕跌倒
张开翅膀
逆着风也要飞翔
寒冷绝望
也无法阻挡
我们踏着黎明的光
走在繁华的马路上
怀揣对未来的渴望
背着吉他孤独流浪
我们也曾有过彷徨
也会终日沉浸悲伤
一个人怀抱着理想
一个人带上梦流浪
迎着风
带我飞翔
飞到了远方
飞越了海洋
歌唱着
年轻的梦
尽情去疯狂
尽情去幻想
（原标题：把耳朵借给马世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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