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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判决】县审理认为，被告人邵某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自愿达成和解，是事和解；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是坦白，综合全案予以减轻处罚，依照法故意伤害罪轻伤条款，判处有期徒二年，缓二年。【检察抗诉】检察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不当，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可见，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仍然是轻微事案件。但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范围，（过失犯罪情况类似）认识上存在分歧，有认为这是“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有认为这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此处的“可能判处期”不等于“终宣判”，这是宣告的规定。笔者业赞同这种观点，一般认为“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基本都属于轻微事案件，如果以“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则大大限制了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充分发挥事和解制度的作用。既然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那么在实务中就存在适用“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情形”，即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罚的”，如果判处三年，那么也可以适用事和解程序。宁波请律师价格贵吗。
诉判同一原则与诉判角色转变。由于我国的事诉讼并未严格遵循诉判同一原则，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职权的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证明保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客观法秩序又将诉判同一植入到诉判结构中，从而引发了法检角色在全新制度环境转变时的认知分歧。关系互动是关系动态平衡的基础，法检关系的互动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不同于美国积极的检察官与消极的法官关系，也不同于德国消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在美国，无论是严重案件还是轻微案件，辩诉交易都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在德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承担着启动程序的任务，而具体的交易则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法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作为制衡，这份认罪协议需要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国是积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即检察官在审前促使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提出双方认可的量建议，起诉到后，嫌疑人的认罪并未导致审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审查案件。虽然我国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则，并不干预审前的协议。但是只要在庭审环节嫌疑人提出新的量情节事实或者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官将较大可能地将认罪量的裁判权重新划转到庭审范畴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中与嫌疑人达成的协议并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问题23：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几个问题。（1）行为人销售的产品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但销售的产品具有基本的使用性能，比如，在销售的汽车玻璃上擅自加贴宝马、奔驰等玻璃的标示，冒称宝马、奔驰的玻璃销售，此种行为如何认定？行为人明知是假冒宝马、奔驰的汽车玻璃而购进对外销售的，如何认定？行为人所销售的产品具有基本使用性能，只是假冒了他人注册商标，一般不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购进予以销售的，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所购进并对外销售的产品不具有基本使用性能，而且该产品又属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按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从一重罪处断。来源于“事实务”微信公众号宁波请律师价格贵吗。
目前，理论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一是原因分析说。该说认为应当从行为人是否具有积极的履约行为结合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以及造成被害人损失的原因来推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该说的优点是兼顾了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但是也存在较大缺陷，即如果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原因较多，行为人的诈行为仅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则依据原因分析说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其次，对于当事人提供的侦查获取的尚未经庭审质证的口供和证言等笔录，能否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实务中存在两种做法：种做法是，认为口供和笔录仅是相关人员的陈述，证明力不强，且证据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系侦查依法定程序获取、是否是相关人员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均不宜确定，故而或者忽视对此类证据的认证，或者一律不予采信；第二种做法是，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对此类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充分认证，而后确定是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于口供和证言笔录等亦属于法定的民事诉讼证据种类，而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是法律规定的不应忽视的正当程序要求，而且，通过质证程序、结合案件其他证据，按照认证规则，确定是否采信上述证据并不困难，所以，笔者赞同第二种做法。当然，实务中多数的情形是，经过质证程序后，即便对口供或笔录予以采信，也是将其作为证据链中的证据之一，很少有案件将口供和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
问题37：关于取保候审的几个问题。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脱保，符合逮捕条件的，移送侦监部门审查决定逮捕，交公安追捕到案。对脱保追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构成犯罪的，一般应提起公诉并建议法庭从重处罚，原则上不适用缓。自动投案后被取保候审，之后脱保，后又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的，一般认定自首，但量时应从严掌握，可不予减轻处罚。抓获归案后被取保候审，之后脱保，后又自动投案并能够如实供述的，一般不认定自首，但投案后如实供述司法不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除外。宁波请律师价格贵吗。
前述刘某某案结合上述民间纠纷的四个构成要求,可以看出该案的起因根本不属于民间纠纷,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刘某某案犯罪的起因系刘某某在娱乐场所相对密闭的空间,基于对罗某某的不尊重,放纵自身对罗某某性渴望的生理反应所引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某某和罗某某之间只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两人之间无服务之外的其他涉性关系,亦无发生任何偶发性矛盾纠纷,从性质的民间性来看,两人之间不存在民间纠纷行为;从构成的关系来看,两人之间的身份与刘某某的行为无事实关联性,两人之间亦无动因联系;从领域内部性和对象特定性来看,刘某某与罗某某之间的服务关系无关人情、传统等民间纠纷的内部特点,刘某某选择罗某某为性侵对象,并非基于纠纷将对象特定化,而只因罗某某为陪唱女性,其不符合民间纠纷中的对象特定性。因此,将本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继而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
确定量建议与幅度量建议之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事司法体系与国际主流体系接轨的重要渠道，也是提升事司法体系参与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所以必然要求对我国传统的事司法体系及理念进行变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此对量建议赋予了裁判约束力，量建议成为联结控辩审三方的重要制度载体，量建议本身的结构与能也发生转变。过去检察在提起公诉时通常会采用相对确定的量建议（幅度量建议）甚至概括的量建议，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后，检察则倾向于提起确定的量建议（确定量建议）。检察有坚持提出确定量建议的理由，而有接受幅度量建议的合理理由。量建议为诉判关系调整提供了起点逻辑。量建议对诉判关系的影响在于一种起点逻辑，笔者认为，由于量建议与量结果受到主观认知过程影响较大，通过不同类型的量建议影响的仅仅是制约的程度，是诉判关系调整中的一个直接促发点。
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难点问题，高于2019年11月8日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提出了更易实操的指导性意见。九民会纪要第128条就同一主体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列举了以下几种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种情形系针对在涉及的案件中，主债务人涉嫌犯罪的，不影响案件的受理及审理，即主债务涉及的事实与涉及的事实应是不同的。该意见沿袭了《民间借贷规定》第8条规定的精神。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述2、3两种情形下，行为人或者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的行为与法人的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4.侵权行为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人请求人支付金的。该种情形下，侵权行为人的侵权事实，与被人和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所涉事实亦为不同。九民会纪要第129条就涉及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民商事案件的分别审理进行了规定：涉嫌集资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问题，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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