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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7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次以单行法的形式确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并规定了相应的罚。1997年《法》修订时，考虑此罪对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完全吸收了单行法此罪的规定。按照《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进一步界定其客观行为，1998年专门制定《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第4条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对如何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
民交叉案件概念及类型如何界定？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案件，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互相独立并适用不同的法律程序予以解决。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案件日益增多，由于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民交叉案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界定，因而对于这类案件如何处理成为困扰公安司法的难题。关于民交叉案件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有人认为民交叉案件是指既涉及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且相互之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宁波合同策略律师。
前述刘某某案结合上述民间纠纷的四个构成要求,可以看出该案的起因根本不属于民间纠纷,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刘某某案犯罪的起因系刘某某在娱乐场所相对密闭的空间,基于对罗某某的不尊重,放纵自身对罗某某性渴望的生理反应所引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某某和罗某某之间只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两人之间无服务之外的其他涉性关系,亦无发生任何偶发性矛盾纠纷,从性质的民间性来看,两人之间不存在民间纠纷行为;从构成的关系来看,两人之间的身份与刘某某的行为无事实关联性,两人之间亦无动因联系;从领域内部性和对象特定性来看,刘某某与罗某某之间的服务关系无关人情、传统等民间纠纷的内部特点,刘某某选择罗某某为性侵对象,并非基于纠纷将对象特定化,而只因罗某某为陪唱女性,其不符合民间纠纷中的对象特定性。因此,将本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继而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
综上，对于民交叉案件的受理问题，从现有立法到高的对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纪要，均坚持的是“不属同一事实的应当分别审理、属于同一事实的不予受理”的基本思路。对于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传统观点为先后民，这与我国重轻民的法律文化历史有关。然而，多年的审判实践表明，这种不区分情形简单化处理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明显不利于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或者事案件的侦查期限过长导致受害人长期不能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一方当事人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责任而通过事手段干预民事案件，使得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不能按正常程序及时审结。针对先后民的种种弊端，学者和实务部门反思之余，提出了民并行的诉讼理念。陈兴良教授认为，民竞合情形下，民难以区分时，应当先民后；在民各不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边边民、民并举。九民会纪要第129条规定，除法定情形下不予受理民商事案件外，亦要防止通过事手段干预民商事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2020年1月1日，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第六条规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民交叉案件分别审理原则，在当前通过立法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尤其有必要坚持。宁波合同策略律师。
自诉：事自诉立案提交的材料：提交自诉状正本一份，并按被告人数提供相应的副本。证明原告主体资格的材料，如或*等的复印件，港澳同胞明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的材料，如或*等的复印件，港澳同胞明复印件。受委托代为起诉的，应提交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事项、权限、期限联系电话。公民代理的，同时提交本人的复印件;律师代理的，同时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和律师执业的复印件。证明事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材料，即原告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的相关证据、公安的报案材料或法医鉴定等。
笔者认为，对该种行为，不宜作为非法经营犯罪处理，理由如下：即使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经常性地发放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从《法》第225条的修正过程及高检察院、公安部的立案标准看，都没有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情形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对此种民间行为追究事责任将导致与法关于高利转贷罪法定规定上的矛盾。高利转贷滥用了银行的信任，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以自有资金发放，所存在的风险仅在于行为人自己的资金可能无法收回，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后者。而高利转贷罪的法定高是有期徒七年，非法经营罪的法定高是有期徒十五年，将以自有资金发放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处理，必然会导致轻罪重，重罪轻，与法罪责相一致的原则相悖。该类情形的大量出现，与管理的监管不力有一定关系，如果把此种情形当成犯罪处理，会使管理更加放松管理。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经常性地发放的行为应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此类借款一般笔数多，累计金额大，多个借贷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客观上已形成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2002年银行发布的《关于取缔及打击行为的通知》对此有明确规定，该行为属行政违法行为，应给予行政处罚。
对于犯罪嫌疑人无罪处理（不起诉）。根据我国《事诉讼法》第290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谅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罚的，检察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不起诉决定的前提是犯罪情节轻微，如何理解“犯罪情节轻微”，我们认为结合事和解适用范围的规定，事和解案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基本犯罪，也就是仅仅属于入罪范围的案件，如犯诈罪中，诈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管制的；故意伤害罪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管制的。宁波合同策略律师。
高199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诈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出了四种行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意图：（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1年高下发的《全国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包括集资诈罪在内的金融诈罪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取资金的；（4）使用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可见，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仍然是轻微事案件。但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范围，（过失犯罪情况类似）认识上存在分歧，有认为这是“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有认为这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此处的“可能判处期”不等于“终宣判”，这是宣告的规定。笔者业赞同这种观点，一般认为“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基本都属于轻微事案件，如果以“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则大大限制了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充分发挥事和解制度的作用。既然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那么在实务中就存在适用“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情形”，即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罚的”，如果判处三年，那么也可以适用事和解程序。
问题21：如何理解重大责任事故罪中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如何认定违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既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也包括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标准、行业标准，必要时可参考公认的惯例和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如果企业具有完备的安全管理规定，但企业职工未严格执行规定导致发生事故构成犯罪的，对该具体行为人要追究责任，负有组织、指挥、管理职责而未尽到职责的也应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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