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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9：行为人具有两个以上可以减轻处罚的法定量情节时，能否减轻两个以上量幅度进行量？2011年《法修正案（八）》对法第六十三条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幅度的下一个量幅度内判处罚”。实践中，检法对该条规定有不同认识。检察认为，行为人无论有几个减轻处罚情节均只能在下一个量幅度量。认为，如果行为人具有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或者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可以不受此限。
【一审裁判结果】一审采纳了河南公安的意见，认为：《高、高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本案受理后，河南公安出具函件，明确本案与该局正在侦查的李某某非法集资案件属于同一事实，且李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按照法律规定，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事犯罪侦查处理。依照《高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高、高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等规定，裁定驳回建设公司的起诉。宁波北仑遗产继承律师。
事和解在我国的发展史及其目的体现出对民间纠纷进行界定的重要性。修正后诉法将事和解上升到事诉讼基本法的高度,在此之前,事和解主要由两高以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性文件进行规定,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在事和解的具体把握上差异较大。但是,就事和解的前置条件而言,2007年高检的《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点,以及2010年高的《高关于贯彻宽严相济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点,2011年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修正后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于故意犯罪的事和解,都无一例外的以民间纠纷(群众内部矛盾)为前置条件。
修改后的条文百七十九条将公安复议复核期限由原来的七天延长至三十天，这也是根据实践情况进行的修改，以上一级公安复核为例，需要协调下级公安通知具体办案单位、调取案卷材料、询问办案民警、阅卷、出具报告等，这些工作很难在七天内完成，因此在实践中，公安通常都会延长期限，此番将复议复核的时间变更为三十天，符合一线工作实际，同时规定了"案情重大、复杂的，公安可以延长复议、复核时限，但是延长时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有利于复议复核部门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案件情况，作出正确处理。修改后的条文百八十四条新增了关于不属于本单位管辖或者需要由其他公安并案侦查的案件，除了原有的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还需要通知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也体现了新的《公安办理事案件程序规定》对被害益的保障。宁波北仑遗产继承律师。
保障民事案件原告陈述、申辩及法律救济的。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在收到事案件办案的来函后，没有严格对函件涉及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也不听取原告的意见，而是径行作出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者中止诉讼的裁定，原告根本没有陈述和申辩的机会。而且，裁定中止诉讼的案件，原告也缺乏获得救济的途径。【试拟的条文】审理民事案件的收到事案件办案要求驳回起诉、中止诉讼并移送案件的函件后，应当开庭审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再作出处理。裁定民事案件中止诉讼的，原告可以向上一级申请复议一次。
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完全扭转了这种诉判关系格局。根据事诉讼法规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指控的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建议。对检察在起诉书中量建议部分先行建议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方能改变量建议而作出判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调法官应当尊重审前控辩双方就定罪事实与量结果达成的诉讼合意，就是调整改变事起诉与审判关系的初级目的。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诉判关系的改革却是结构性的，量建议本身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提供解释力。诉判关系的重新构建也必须跳出量建议的局限范畴，而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民交叉案件中所涉合同效力的认定，不能简单以合同涉嫌事犯罪一概认定此类合同无效，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围绕合同是否为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标的是否违法或合同约定的行为本身是否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如借款合同中的出借款项行为本身是否违法）、合同相对方是否参与了事犯罪等等方面，在准确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认定。例如，高在﹝2016﹞高法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本案中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予以判定。本院已经注意到，该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存在以股权转让为名收购公司土地的性质，且上诉人因此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而被另案事裁定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但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否构成事犯罪，该合同效力亦不必然归于无效。宁波北仑遗产继承律师。
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要认定合同诈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采信行为人本人就主观故意所作的有罪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表现来进行司法推定。由于“非法占有目的”实质上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纯粹的主观心态，同时合同诈行为还具有“合同”这一合法外在形式的掩护，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合同诈犯会主动供述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如何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来准确推定其主观目的，就具有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欺内容上的不同。诈罪和民事欺诈行为都虚构了一些事实情况，这些事实在一般的民事交往中根据其作用大小可分为基本事实和辅助事实，或者说主事实和从事实。基本事实是决定相对方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如果行为人虚构了基本事实，对方不能了解行为人的主要情况，所做出的相应行为就是建立在完全虚事实基础上。辅助事实则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情况，不足以影响相对方的判断或者即使判断错误，也不影响相对方的根本利益。民事欺诈说到底还是要首先建立在形成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双方主体只有在对对方的基本情况有大致认识，并产生基本的信任后，才会愿意进一步地民事交往，因此，民事欺诈所欺的内容大多属于辅助事实，有时候虽然也涉及虚构基本事实，但民事欺诈中行为人虚构的并非全部基本事实，其中有部分基本事实是真实的，使相对人面对半真半基本事实，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诈罪的被告人自始就未产生过建立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念头，完全依靠被告人的“花言巧语”让被害人产生错觉并对财物做出处分，因此，行为人若有意虚构或隐瞒基本事实，就要考虑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涉嫌诈犯罪了。
有学者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将民交叉案件概括为以下几种：，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造成的民交叉案件；第二，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民交叉案件；第三，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了民案件交叉。还有学者认为，民交叉案件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产生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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