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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供述了同案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体貌特征、联络方式、住址等信息，属于如实供述，侦查据此抓获同案犯或关联犯罪行为人的，不应认定为立。行为人不掌握同案犯的有关线索，要求亲属协助的行为不属于具体的协助抓捕行为，不构成立，鉴于其有将赎罪的意思表示，且同案犯被抓获与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客观联系，可酌予从轻处理。行为人将掌握的同案犯的有关线索告知其亲属，亲属据此查找同案犯，并协助司法将同案犯抓获的，可以认定为立。行为人通过规劝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宜认定为立，但可酌予从轻处罚。行为人通过胁迫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应认定为立。上述投案的同案犯，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
【原审判决】县审理认为，被告人邵某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自愿达成和解，是事和解；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是坦白，综合全案予以减轻处罚，依照法故意伤害罪轻伤条款，判处有期徒二年，缓二年。【检察抗诉】检察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不当，提出抗诉。理由如下：宁波合同法律师。
履行能力说。该说认为应当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履约能力，即可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该说在司法实践中同样难以应用，实践中的很多案件，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变化的。有的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丧失了履约能力，也有的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具备履约能力，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具备了履约能力。由于标准本身即可能变化，因而难以在实践中应用。客观分析说。该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要结合行为人的态度以及对所得财物的处置情况等因素来综合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由于该说仍是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所以仍然是不周全的。四是分段分析说
第2条列举了多种具体行为的方式，如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等十余种。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其中公开性和社会性是其根本特征。宁波合同法律师。
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何区分？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活动，具有简便快捷的特点，其在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因缺乏有效监管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成为犯罪获取不法利益的工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犯罪往往通过高额利息、高额回扣等方式非法向社会吸收公众资金或者以投资入股、资金互助等方式变相吸存资金。这种现象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也危及到公私财产的安全。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活跃，由民间借贷引发或披有“民间借贷”外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呈上升态势，多数案件具备犯罪数额较大、被害人众多、损失大多难以挽回等特点，极易引发件，严重威胁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犯罪行为，民间借贷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事行为，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法律调整的方式也根本不同，事犯罪行为适用法予以打击惩处，民事行为则适用民法予以调整。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从形式上又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正确区别其异同，意义十分重大。
问题7：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流通销售领域的商品，如何确定价值？价格鉴定的主要方法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不同的鉴定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鉴定标的，得出的鉴定意见也有所不同。当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时，采取成本法更能体现被盗物品的实际价值和被害人实际的损失数额。对于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如果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涉案物品价值应以*为主要参考。检察审查鉴定意见时，应细致审查鉴定方法是否科学合理，不能简单直接地采信价格鉴定意见并据此提起公诉。
（3）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到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执法办案过程中应如何把握？尤其是未销售出去又没有标价的，实践中认定标准各异，有的依据同类产品市场中间价，有的依据行为人供述出具价格鉴定，应该依据何标准认定？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因此，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要依法从严打击。执法办案中，对已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对尚未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按照伪劣产品、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要按照同类合格产品、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宁波合同法律师。
对象的特定性。因民间纠纷引发故意犯罪的事和解,其对象应当具有特定性。修正后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一十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由该规定可以看出,对民间纠纷进行界定时,应当明确民间纠纷发生时其对象是特定的,但这种特定是在关联性前提下概括性的特定。例如:甲乙二人是亲戚,因家族琐事甲将乙打成轻伤,该民间纠纷中被害人乙就是明确的;如果该案例中,乙被甲打了耳光,乙气愤难平事后将甲的儿子打成轻伤,这种情况下虽然民间纠纷的对象和被伤害的对象不同,但是基于民间性和关联性,甲儿子受伤与其和乙的民间纠纷具有内在联系,此时,民间纠纷的对象也应被看做具有特定性,不过这种对象的特定性具有间接性,属于一种概括的特定;反过来,如果乙因气愤打伤的是陌生路人,此种情况下作为事和解前提的民间纠纷就不具有概括性特定的属性,不能适用事和解。
共同犯罪案件中只应对作出和解、赔偿的被告人从轻处罚。共同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者只有部分被告人进行了退赔、赔偿等，对该部分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处理，但要注意全案的量平衡。对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援引了事诉讼法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但量适当，也没有其他违法之处，如何监督？对错误援引了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但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如果不影响公正量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
问题18：认定累犯时，后罪应是法定还是可能的宣告？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累犯的条件，其中“应当判处有期徒以上罚之罪”是指该罪暂不考虑累犯情节时可能判处的宣告，即综合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前科，及自首、立、既未遂、赔偿等所有法定和酌定的量情节之后，认为该罪仍可能判处有期徒以上罚的，那么在提起公诉时就应指控行为人构成累犯，并建议对该罪从重处罚。如果不是特别明显能判断应该判处拘役的，实践中可以一律按照累犯认定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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