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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0：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罪的“情节较轻”？不能因为行为人具有自首、立等法定从轻情节而认定为“情节较轻”。要从案件起因、犯罪动机、客观危害等犯罪行为的本身综合考虑。例如，实施后出于悔悟等原因未勒索财物而主动放人的；因合法要求、正当利益未得到满足而实施的；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行为人出于义愤原因实施的；发生在亲属间的并已获得被害方谅解的，可认定为“情节较轻”。如果行为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或者已勒索到财物的，一般不认定为“情节较轻”。
合同纠纷一般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各自的义务而发生的争议。在合同纠纷中，往往也存在欺诈情况，如为了使交易成，故意夸大自身经济实力等，但是只要能够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无恶意，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终合同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履行，也不能因为存在欺诈因素即认定行为人构成合同诈罪。与之相对应，合同诈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则必然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在合同诈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特指行为人在利用合同手段进行诈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的使财物脱离合同关系人（包括对方当事人和与合同有关的第三人）的控制而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宁波遗产律师。
（3）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认定为“扒窃”。其中，对“随身携带”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不能仅理解为“贴身”财物，只要处于被害人随时可以支配的范围，均可认为属于“随身携带”。例如，放置于安检设备上的财物、椅背上的衣服、拖拽或者搁置在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但如果被害人较长时间离开，则不能理解为“随身携带”。
综上，对于民交叉案件的受理问题，从现有立法到高的对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纪要，均坚持的是“不属同一事实的应当分别审理、属于同一事实的不予受理”的基本思路。对于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传统观点为先后民，这与我国重轻民的法律文化历史有关。然而，多年的审判实践表明，这种不区分情形简单化处理民交叉案件的诉讼模式，明显不利于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或者事案件的侦查期限过长导致受害人长期不能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一方当事人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责任而通过事手段干预民事案件，使得已经受理的民事案件不能按正常程序及时审结。针对先后民的种种弊端，学者和实务部门反思之余，提出了民并行的诉讼理念。陈兴良教授认为，民竞合情形下，民难以区分时，应当先民后；在民各不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边边民、民并举。九民会纪要第129条规定，除法定情形下不予受理民商事案件外，亦要防止通过事手段干预民商事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2020年1月1日，公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第六条规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民交叉案件分别审理原则，在当前通过立法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尤其有必要坚持。宁波遗产律师。
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我国《事诉讼法》第290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除无罪处理外，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对于“依法从宽处理”，《高关于适用〈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判处法定低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罚的，可以免除事处罚。”
*高**审理后认为，本案原告认为被告将其“被许可的技术秘密”用于合同约定事项之外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可见原告以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提起的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法律关系；而公安*立案侦查的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系商业秘密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及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仅仅案件所涉事实具有重合之处。原审*应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但也应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纠纷。[6]
问题12：不起诉决定书中罪名的认定与不起诉的种类问题。对侦查（部门）移送审查的案件，审查后认为侦查（部门）对案件的定性不当的，如果拟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应根据改变后的案件定性适用不起诉的种类，在不起诉文书尾部说理部分应按照改变后认定的案件性质进行分析。来源于“事实务”微信公众号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犯罪事实，其中部分事实符合存疑不起诉情形，部分事实符合不起诉情形，只需出具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但应在不起诉书中对相应事实分别作出评价。在援引不起诉依据时，应根据事诉讼法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宁波遗产律师。
问题7：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流通销售领域的商品，如何确定价值？价格鉴定的主要方法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不同的鉴定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鉴定标的，得出的鉴定意见也有所不同。当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时，采取成本法更能体现被盗物品的实际价值和被害人实际的损失数额。对于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如果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涉案物品价值应以*为主要参考。检察审查鉴定意见时，应细致审查鉴定方法是否科学合理，不能简单直接地采信价格鉴定意见并据此提起公诉。
笔者认为，区别民间借贷和以民间借贷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主要在于公开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判断，关键在于社会性特征的认定。公开性，是指向社会公开。例如，行为人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吸储公告，或发动亲友到处游说，广泛动员他人前来存款等方式使公众得知其吸收存款的消息。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这种民间借贷行为不具有公开性特征。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外在形式上普遍都存在出具借款凭证的相同之处，对借款凭证是否以形式确认，只是外在形式上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显然不能决定行为性质，区别二者的关键为借款对象是否为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社会公众，具体包含不特定性和公众性两方面的特征。“不特定性”强调行为方式的开放性、发散性，行为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借款条件面对公众统一执行，借款与否借款人事前不可预测，事中难以控制，终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吸收存款的对象，这显然与面向特定对象的一般民间借款有内在的、外在的区别，这一特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特征。“公众性”强调对象的规模大小，体现对象的广泛性，一般是指人数多、涉及面广，应当是社会上较大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这也正是本罪所具有之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如果行为人吸收的户数不多，涉及的范围较小，就不宜认定为吸收公众存款。民间借贷的对象是特定的，因此，个人或单位向家庭成员、亲友、本单位职工、等特定对象进行拆借，就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问题18：认定累犯时，后罪应是法定还是可能的宣告？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累犯的条件，其中“应当判处有期徒以上罚之罪”是指该罪暂不考虑累犯情节时可能判处的宣告，即综合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前科，及自首、立、既未遂、赔偿等所有法定和酌定的量情节之后，认为该罪仍可能判处有期徒以上罚的，那么在提起公诉时就应指控行为人构成累犯，并建议对该罪从重处罚。如果不是特别明显能判断应该判处拘役的，实践中可以一律按照累犯认定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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