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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条文百七十八条、一百七十九条、一百八十四条，主要是对公安立案的规定：该条是本次修法的重点和亮点，具体来说：修改后的条文百七十八条较之原来的法条，新增了"决定不予立案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发现原认定事实错误，需要追究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立案处理"，新增的法条内容，解决了公安出具不予立案决定后无法重新启动事立案的问题，以往一旦公安出具了不予立案，即便有了新的事实和证据，公安也很难再次启动立案，需要被害人申请检察院立案监督，或是事复议复核，一方面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安错误出具不予立案，相关办案人员也难免被追究责任，新的条文规定只要是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发现原认定事实错误，公安可以及时立案，有效解决了公安内部纠错机制的问题。
董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2017年3月3日12时许，被告人董某与妻子徐某乘坐108路公交车到山东省金乡县给孩子。徐某因小孩小便的问题与公交车司机孙某发生争执并相互谩骂，被告人董某不顾公交车正处于行驶过程中，用脚跺向正在驾驶公交车的驾驶员孙某，致使公交车失控撞到路旁的绿化带和停在路旁的轿车。金乡县一审认为，被告人董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三年，缓三年。宁波市婚姻财产找律师。
民事欺诈行为与诈罪虽然具有本质区别，但不是截然对立的，有时在特定情境下会发生互相的转化。可以从民事欺诈行为转化为诈罪，即行为人一开始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且也积极履行义务，但可能因客观情况变化，或因其他原因，行为人逃避或拒绝履行义务，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也可以从诈罪转化为民事欺诈行为，即行为人一开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虚构了事实，但后来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行为人放弃了犯罪念头，积极履行民事义务，变“钱”为“赚钱”。因此，判断是否构成诈罪不应只关注某个点，而应该综合整个案情，从全局来看。
考察行为人有无欺手段。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丝毫的欺行为，在该种情况下，即使合同终未能履行，也只能作合同纠纷处理，不能认定为合同诈犯罪。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欺行为，在该种情况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有欺并不意味着一定构成合同诈罪，而是需要对欺作具体分析。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行为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虚构某些虚假成分，但是如果这里的欺手段的目的并不是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而且实际上也并未影响行为人对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说明行为人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宁波市婚姻财产找律师。
《高关于适用〈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1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上述规定间接确定了在审理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先后民的做法。先后民依据的是公权优先的司法理念。法是公法，代表的是公权力，主要保护的是和社会的利益，而民法是私法，代表的是私权力，主要是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在公法与私法发生冲突时，公权优于私权，应当放在首要地位，体现在责任承担上，要求事责任先于民事责任。当前先后民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是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事诉讼在获取证据能力上、证明标准上都高于民事诉讼，使得事案件中认定的证据可以适用于民事案件，反之则不一定；事诉讼追求的是案件的客观事实，民事诉讼追求的是法律事实，事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进行或者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可以防止就同一事实进行两次调查，并且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其次，有效的保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交叉案件中，社会利益和公民同时受到侵犯，事优先，有利于迅速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嫌疑人，保障了利益。后，有利于*判决的协调统一，适用先后民处理民交叉案件，可以避免不同审判组织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或者相矛盾的判决，从而有效的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第二，民事侵权与事犯罪的逻辑关系。在民法中，民事侵权导致的民事责任就是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没有过错，在造成损害以后，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民事侵权责任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既包括过错责任又包括无过错责任。现代法采用责任，因此与无过错的侵权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过错的侵权责任则与事犯罪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例如我国《法》分则第4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罪和第5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就与民事侵权中的人身侵权和财产侵权之间具有重合性。就人身侵权与侵犯人身罪的关系而言，例如杀人行为，同时触犯民法关于保护人身的法律规范和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规范，具有重合性。根据事优先原则，应当认定为犯罪，伤害行为也是如此。而侮辱行为和诽谤行为，则根据情节轻重。如果情节较轻，则可以作为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情节较重，则可以提起事自诉，要求侵权人承担事责任。一般来说，人身侵权和侵犯人身的事犯罪行为之间界限还是清楚的，不会发生混淆，因此不需要专门进行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财产侵权与侵犯财产犯罪之间的关系。
（3）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认定为“扒窃”。其中，对“随身携带”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不能仅理解为“贴身”财物，只要处于被害人随时可以支配的范围，均可认为属于“随身携带”。例如，放置于安检设备上的财物、椅背上的衣服、拖拽或者搁置在行李架上的行李等。但如果被害人较长时间离开，则不能理解为“随身携带”。宁波市婚姻财产找律师。
正是因为量建议在结构上的转变，其能也发生了转变。一是凸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力制衡效果。不仅让检察的客观公正属性得以强化，也制约了法官的量权，被告人在量公正上将获得更大的保障。二是以新的方式联结了起诉与审判。在认罪认罚语境中，审查起诉的重心将放在如何提出量建议上，基于检察官客观义务，在与嫌疑人协商量从宽之前，必须查明、固定整个案件的量情节，进而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建议，审判阶段也是以量建议所生成的量程序展开。所以，量建议改变了过去检察以定罪请求为联结枢纽的格局，法官是否采纳与变更量建议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之一。
诉判同一原则与诉判角色转变。由于我国的事诉讼并未严格遵循诉判同一原则，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职权的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证明保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客观法秩序又将诉判同一植入到诉判结构中，从而引发了法检角色在全新制度环境转变时的认知分歧。关系互动是关系动态平衡的基础，法检关系的互动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不同于美国积极的检察官与消极的法官关系，也不同于德国消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在美国，无论是严重案件还是轻微案件，辩诉交易都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在德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承担着启动程序的任务，而具体的交易则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法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作为制衡，这份认罪协议需要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国是积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即检察官在审前促使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提出双方认可的量建议，起诉到后，嫌疑人的认罪并未导致审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审查案件。虽然我国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则，并不干预审前的协议。但是只要在庭审环节嫌疑人提出新的量情节事实或者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官将较大可能地将认罪量的裁判权重新划转到庭审范畴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中与嫌疑人达成的协议并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关于“严重残疾”，根据高1999年10月印发的《全国维护农村稳定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在有关司法解释前，可统一参照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其中6到1级为“严重残疾”。目前，伤残等级的认定依据为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能力鉴定职工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以下简称“新标准”），原2006年标准（以下简称旧标准）已废止。新旧标准过渡期间，有关问题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修订后劳动能力鉴定标准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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