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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0：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及相关文证审查意见书的性质？根据《检察院事诉讼规则》规定，公诉部门对审查起诉案件中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进行审查的，可以送交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审查，审查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其中，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意见可以称为文证审查意见，文证审查意见不是鉴定意见，但其可以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各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遇有鉴定意见可能存在问题的，可以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具有鉴定人资质的鉴定人员进行文证审查，并将文证审查意见作为是否采纳鉴定意见的参考。
高199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诈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出了四种行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意图：（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1年高下发的《全国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包括集资诈罪在内的金融诈罪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取资金的；（4）使用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宁波市离婚纠纷请律师价格贵吗。
问题18：认定累犯时，后罪应是法定还是可能的宣告？法第65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累犯的条件，其中“应当判处有期徒以上罚之罪”是指该罪暂不考虑累犯情节时可能判处的宣告，即综合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前科，及自首、立、既未遂、赔偿等所有法定和酌定的量情节之后，认为该罪仍可能判处有期徒以上罚的，那么在提起公诉时就应指控行为人构成累犯，并建议对该罪从重处罚。如果不是特别明显能判断应该判处拘役的，实践中可以一律按照累犯认定起诉。
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要认定合同诈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采信行为人本人就主观故意所作的有罪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表现来进行司法推定。由于“非法占有目的”实质上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纯粹的主观心态，同时合同诈行为还具有“合同”这一合法外在形式的掩护，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合同诈犯会主动供述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如何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来准确推定其主观目的，就具有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宁波市离婚纠纷请律师价格贵吗。
（3）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及到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执法办案过程中应如何把握？尤其是未销售出去又没有标价的，实践中认定标准各异，有的依据同类产品市场中间价，有的依据行为人供述出具价格鉴定，应该依据何标准认定？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因此，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要依法从严打击。执法办案中，对已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计算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对尚未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侵权产品，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按照伪劣产品、侵权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要按照同类合格产品、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陈某某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案。2017年2月19日13时57分许，被告人陈某某乘坐45路公交车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博物馆公交车站，后因琐事与公交车司机贺某发生争执。期间，被告人陈某某先后三次用手抓司机贺某的手及公交车方向盘，致使贺某无常驾驶车辆，公交车失去方向左右晃动，严重危及公共安全。随后，被告人陈某某被出警赶来的公安人员抓获。厦门市思明区一审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三年，缓四年。
2018年11月，原告发现被告生产的电脑针织横机的部分部件与其委托加工的部件外观和技术要求相同，认为被告违反协议中“依据原告提供的技术图纸只能为原告生产加工横机设备零部件”的约定，遂以“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为由诉至*，*予以立案。2019年5月，原告又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向当地公安*报案，公安*经审查予以立案。之后，当地公安*致函一审*并要求调卷。宁波市离婚纠纷请律师价格贵吗。
民事法官对是否涉嫌事犯罪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对近几年金融领域多发的“套路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等事犯罪的认定，就是当前民事案件审理中认定的难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都是涉众型犯罪，作为审理单个民事案件的法官，很难从个案中发现或认定案件当事人涉嫌犯罪。而且民、案件的认定标准、法益保护明显不同，长期从事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其审判思维也与事法官差别较大。一般而言，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多限于处理民事纠纷的范畴，而不从是否构成事犯罪角度过多考虑，亦不愿意轻易判断案件是否具有事犯罪嫌疑。这种情形下，如无公安或者检察来函明确要求移送，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民事法官基本不以涉嫌事犯罪为由主动移送案件。
诉判同一原则与诉判角色转变。由于我国的事诉讼并未严格遵循诉判同一原则，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职权的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证明保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客观法秩序又将诉判同一植入到诉判结构中，从而引发了法检角色在全新制度环境转变时的认知分歧。关系互动是关系动态平衡的基础，法检关系的互动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不同于美国积极的检察官与消极的法官关系，也不同于德国消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在美国，无论是严重案件还是轻微案件，辩诉交易都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在德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承担着启动程序的任务，而具体的交易则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法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作为制衡，这份认罪协议需要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国是积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即检察官在审前促使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提出双方认可的量建议，起诉到后，嫌疑人的认罪并未导致审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审查案件。虽然我国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则，并不干预审前的协议。但是只要在庭审环节嫌疑人提出新的量情节事实或者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官将较大可能地将认罪量的裁判权重新划转到庭审范畴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中与嫌疑人达成的协议并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鉴于目前检法之间就《法修正案（八）》的上述规定存在理解上分歧，而全国人大会也尚未对该条进行解释。因此，对类似案件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减轻两个以上量幅度量符合罪责相适应，检察不宜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出抗诉，但如果减轻两个以上量幅度量造成对被告人量畸轻，则可针对量提出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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