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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是因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带来的危险所导致，仅是醉酒驾车后又实施了其他犯罪，则应数罪并罚。如行为人醉酒驾车后采取驾驶机动车冲撞以外的其他、威胁方法阻碍公安依法检查的，以妨害公务罪和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若该阻碍检查的行为致人重伤、或者造成数额较大的财产损失，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并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此外，对“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中“同时”的理解不宜过于机械。如果行为人酒后驾车的行为既有发生在公共道路上也有在非公共道路上的，但只要行为人醉酒驾车的行为是自然延续、没有出现时间间隔的，就可以认定为“同时”。
但是，也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宽泛，实践执行中取保候审的办理也就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多数情况下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认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而办案单位却认为不符合。可大家适用的的确是同一个标准，却能够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笔者多年事辩护的司法实践探索到，其实办案单位还掌握着另一套没有成文规定的标准。换言之，实践中，除具备以上两条规定之外，还具备以下条件的，更容易办理取保候审：宁波婚姻专家律师。
民交叉案件的犯罪认定。民交叉案件既涉及民法又涉及法，因而究竟是认定为民事不法，适用民法，还是认定为事犯罪，适用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尤其是涉及犯罪，而犯罪关涉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剥夺，因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民交叉案件涉及极为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这就给犯罪认定带来极大的难度。例如，这里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案件，案情如下：被告人文某系民营企业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与国有事业单位B合作开发某个文创项目，双方签订联营协议，并建立共管账户。联营协议签订以后，并没有正式注册成立公司，而是由B的上级单位C以借款形式将3700万元打入共管账户。被告人文某利用采购设备之机，捏造虚假购买合同，虚增货款1000万元。两年后，联营协议被终止，C公司接收联营项目资产，文某出任C公司总经理，因C公司系国营单位，文某此时具有工作人员的身份，并继续负责联营项目。在联营协议终止时，未做清算，C公司的账面显示有3700万元借款未收回。为了需要，C公司的大股东决定成立清算小组，对联营项目进行清算。经过清算小组研究，建议用3700万元债权整体收购联营体项目资产。文某担任C公司总经理，在资产清算过程中，继续隐瞒在联营期间虚增货款取得1000万元的事实，致使该款项获得核销。对于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文某利用担任联营体负责人职务便利，通过捏造虚假购买合同方式套取资金100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和个人公司使用，之后利用担任C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C公司收购联营体的过程中，将国有资金1000万元通过制造虚假记账凭证向C公司申报虚假资产的方式进行平账，非法占有联营体国有资产1000万元。判决认定，被告人文某在担任联营体负责人和C公司总经理期间，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假合同方式，套取国有资产，后通过收购联营体资产的方式终实际占有国有资产，数额为10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通过文某贪污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纠缠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认定确实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能正确分析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不能准确地认定犯罪。为此，我们需要对民交叉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如前所述，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民交叉是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里的交叉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属于事犯罪行为。在一个案件中，虽然表面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是虚，行为人以此掩盖事犯罪。对此，应当刺破民事法律关系的面纱，还其事犯罪的真实面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套路贷案件，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掩盖犯罪的十分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套路贷，是指犯罪嫌疑人以违约金、*金、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取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借款合同或者房产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随后，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制造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并要求偿还虚高借款。在被害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进而通过利用其制造的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向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合法财产的目的。套路贷通常有以下行为特征：宁波婚姻专家律师。
前述刘某某案结合上述民间纠纷的四个构成要求,可以看出该案的起因根本不属于民间纠纷,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刘某某案犯罪的起因系刘某某在娱乐场所相对密闭的空间,基于对罗某某的不尊重,放纵自身对罗某某性渴望的生理反应所引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某某和罗某某之间只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两人之间无服务之外的其他涉性关系,亦无发生任何偶发性矛盾纠纷,从性质的民间性来看,两人之间不存在民间纠纷行为;从构成的关系来看,两人之间的身份与刘某某的行为无事实关联性,两人之间亦无动因联系;从领域内部性和对象特定性来看,刘某某与罗某某之间的服务关系无关人情、传统等民间纠纷的内部特点,刘某某选择罗某某为性侵对象,并非基于纠纷将对象特定化,而只因罗某某为陪唱女性,其不符合民间纠纷中的对象特定性。因此,将本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继而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
问题26：关于逃税罪应明确的几个问题。办理逃税案件，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对税额认定有异议，都应对税务认定的逃税税额进行审查，审查后没有问题的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的“补缴应纳税款”，需是事立案前补缴。事立案前补缴的税款应从逃税数额中予以扣除，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事责任的追究，但可作为酌定情节考虑。“已受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必须已经履行完毕。
区别民间借贷与诈犯罪的关键因素在于判断行为人获取钱款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占有的目的系一种主观心态，并不能直接为人所感知，因此应综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判断。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是看借贷发生的理由。正常借贷中，借款人确实遇到困难，一时无力解决，才向他人借贷。而以借贷为名行诈之实的，则往往是编造各种虚事由，或以高利息等利益为，取他人信任而交付财物。二是看借款人钱款的用途及偿还的能力。正当的借贷，借款人借得钱款后即用以解资金之困，并有可预期的收益或者其他途径的回款可以用于偿还。而诈得钱款后，往往用于个人挥霍、偿还个人债务、购买彩票甚至用于等非法活动，根本没有回笼资金的渠道和能力。宁波婚姻专家律师。
上述两个规定作为民交叉案件受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诸多适用难点：不能满足当前民交叉案件的适用需求。《经济犯罪嫌疑规定》公布于1998年，针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民交叉案件相对简单的情形，能够适应当时民事案件的审理需要。但此后随着民事交易行为的纷繁复杂，这一规定就显得有些过于笼统而不宜把握，明显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下众多新型、疑难、复杂民交叉案件对法律规则精细化的要求。而2015年8月公布实施的《民间借贷规定》仅针对近些年在民间借贷领域发生的几种情形的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一些对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性的规定，而对于近些年大量出现的其他金融类商事案件，如纠纷、金融借款纠纷、信托纠纷等案件，该规定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直接适用。
经建设公司与李某某多次协商后，中铁某局二公司、李某某以昆明分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共同书面*：“由于昆楚项目进场时间还不确定，特将施工队伍所缴纳的*金退还。”后来又再次书面*该笔*金在2017年7月30日前退还，按照月利率2%计息，利息为144万元，并确认退还本息合计1944万元。施工合同、两次书面*均盖有中铁某局二公司的公章。但是，中铁某局二公司以及昆明分公司均没有退还*金及支付利息，双方产生纠纷，建设公司起诉至，要求被告退还履约*金、支付利息并继续履行施工合同。
二审审理期限：第二审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事诉讼法》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但是高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高决定。二审程序：1、庭前准备;2、开庭审理；3、宣判：(1)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2)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不当的，应当改判;(3)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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