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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官对是否涉嫌事犯罪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对近几年金融领域多发的“套路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等事犯罪的认定，就是当前民事案件审理中认定的难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都是涉众型犯罪，作为审理单个民事案件的法官，很难从个案中发现或认定案件当事人涉嫌犯罪。而且民、案件的认定标准、法益保护明显不同，长期从事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其审判思维也与事法官差别较大。一般而言，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多限于处理民事纠纷的范畴，而不从是否构成事犯罪角度过多考虑，亦不愿意轻易判断案件是否具有事犯罪嫌疑。这种情形下，如无公安或者检察来函明确要求移送，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民事法官基本不以涉嫌事犯罪为由主动移送案件。
民法意义上的民交叉。民法学者关注的是在民交叉案件中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例如在合同纠纷中涉及犯罪行为的，民事纠纷如何解决？民法学者提出了以下问题：（1）合同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有效性？（2）借款人取是否影响贷款合同和合同效力？（3）企业高管以单位名义贷款构成诈罪是否免除单位民事责任？（4）同业拆借构成犯罪是否影响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5）民间借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影响其效力？（6）法定代表人私刻公章贷，所签合同是否应认定为无效？（7）法定代表人涉嫌合同诈罪是否影响单位所签合同效力？（8）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犯罪的，是否免除银行民事责任？（9）银行负责人高息揽存构成犯罪是否免除银行民事责任？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对于民交叉案件，民法学者更为注重的是：在民交叉案件中行为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相应的民事行为是否仍然有效。宁波婚姻家事律师收费。
以自有资金发放行为的性质如何界定？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发放的行为性质，应视个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从审判实践看，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特定的某个人或几个人非经常性的发放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由于此类借款是在特定对象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人并不以发放为业，不涉及不特定社会公众，并没有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故仍应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原《审理借贷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该条规定，上述借款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已偿还的高息应当折抵本金。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明确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应予支持。（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干预的重要边界。高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会讨论后决定：以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经常性地发放的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该种行为均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有人认为，未经批准许可的个人或单位从事金融产品的经营行为时面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必然扰乱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该种行为可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袁某殴打公交车司机案。2016年9月17日17时20分许，被告人袁某与其母亲王某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财经大厦公交车站台乘坐由花溪鱼港开至蒲阳镇方向的2路公交车。被告人袁某上车后因投币一事与该公交车驾驶员马某发生口角，遂冲到公交车驾驶室位置，用右手手掌猛拍马某右脑部，并用双手勒住其脖子，导致公交车失控而与路边隔离栏相撞。都江堰市一审认为，被告人袁某为泄私愤，不顾他人生命安全，采用勒脖子、拍打脑部的手段，对正在行进中的公交车驾驶员马某进行殴打，致使该公交车失控后与路边隔离栏发生碰撞，未造成人员伤亡。该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二年六个月，缓三年。宁波婚姻家事律师收费。
新增加的第六十六条应该引起被害人的高度重视。该条主要讲述的是电子证据收集，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有电子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切忌人为对电子证据破坏，造成电子证据污染，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修改后的条文百六十九条、一百七十条、一百七十一条、一百七十四条，主要是对公安受理事案件的规定，并新增内容。"对接受过程录音录像"、向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出具回执等内容，并将原来的初查程序变更为调查核实程序，较之原有的法条规定的更加细致，但笔者认为，新的条文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受案难"的问题，特别是针对重大、疑难、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以及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相互交织的案件，实践中公安在受理时仍会非常谨慎。
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难点问题，高于2019年11月8日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纪要），提出了更易实操的指导性意见。九民会纪要第128条就同一主体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列举了以下几种情形：1.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这种情形系针对在涉及的案件中，主债务人涉嫌犯罪的，不影响案件的受理及审理，即主债务涉及的事实与涉及的事实应是不同的。该意见沿袭了《民间借贷规定》第8条规定的精神。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3.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述2、3两种情形下，行为人或者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的行为与法人的行为，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4.侵权行为人涉嫌事犯罪或者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人、受益人或者其他赔偿人请求人支付金的。该种情形下，侵权行为人的侵权事实，与被人和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所涉事实亦为不同。九民会纪要第129条就涉及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民商事案件的分别审理进行了规定：涉嫌集资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问题，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受理。
第二，民事侵权与事犯罪的逻辑关系。在民法中，民事侵权导致的民事责任就是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没有过错，在造成损害以后，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民事侵权责任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既包括过错责任又包括无过错责任。现代法采用责任，因此与无过错的侵权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过错的侵权责任则与事犯罪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例如我国《法》分则第4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罪和第5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就与民事侵权中的人身侵权和财产侵权之间具有重合性。就人身侵权与侵犯人身罪的关系而言，例如杀人行为，同时触犯民法关于保护人身的法律规范和法关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规范，具有重合性。根据事优先原则，应当认定为犯罪，伤害行为也是如此。而侮辱行为和诽谤行为，则根据情节轻重。如果情节较轻，则可以作为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情节较重，则可以提起事自诉，要求侵权人承担事责任。一般来说，人身侵权和侵犯人身的事犯罪行为之间界限还是清楚的，不会发生混淆，因此不需要专门进行讨论。需要讨论的是财产侵权与侵犯财产犯罪之间的关系。宁波婚姻家事律师收费。
问题4：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如何区分？行为人实施了轻微殴打行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结果时，认定行为性质主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要准确认定伤害行为。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中的伤害行为一般是能够引起轻伤以上危害后果的具有相当强度的行为，如果双方仅是由于生活琐事发生纠纷，进而相互撕扯，行为人没有明显的主动殴打行为，或者殴打行为较为轻微，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重伤或的危害后果，则不宜评价为实施了伤害行为。二是行为人实施了轻微殴打行为造成被害人重伤或后果的，不能一概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应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如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推搡时被害人自身站立未稳而磕碰在地面、尖锐物体上造成被害人重伤或后果，此时不能否定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时，由于行为人的轻微殴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被害人重伤或，因此对于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往往仅具有过失甚至无过失，宜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意外事件。
第三，事裁判和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责任形式不同，事案件基于案件事实确定事被告人返还款物给被害人，民事案件基于民事合同及其法律关系确定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事裁判与民事判决并不冲突。所以，当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与事案件被告人不一致时，一般处理原则为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确定当事人各方的义务范围，事裁判确定返还的款物可在执行程序中衔接。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事判决先于事裁判执行完毕的情形下，事裁判执行的款物应当返还给民事案件已经履行了判决义务的当事人，以避免民事债权人双重受偿。
后，C公司对联营体项目的资产收购。因为联营体项目完全是利用A公司向C公司的借款形成的。因此，利用C公司对A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收购联营体，实际上就是将C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予以核销。此时，被告人文某担任C公司总经理，具有工作人员身份。因此，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认定被告人文某利用职务便利，将虚假购买合同套取的1000万元平账，这就是贪污。从逻辑上看，这一认定具有一定的根据。但被告人文某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合作经营，其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把3700万元的借款投入的项目由C公司完全收回，则被告人文某的A公司在联营活动中就没有任何收入，这显然也不合理。而且，根据联营协议，在项目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损失都应当由A公司承担。被告人文某在资产收购过程中隐瞒套取资金的事实，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贪污，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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