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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客观事实，即成立自首。行为人对行为性质和主观认识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行为人酒后实施了犯罪行为，主动投案后，表示认罪，但不能供述出主要犯罪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对“在现场等待”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可包括但不应限于在报案现场、案发现场等处等待，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报案而主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控制之下即可认定为自动投案。电话通知不属于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经电话通知后向司法投案的，不能排除投案的主动性。对电话通知到案的宜认定为自动投案，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自首。
在实务界已经有一些案例，对什么叫情况紧急做了探讨。2014年，上海市中级在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诉FENGHE（贺峰）诉前行为保全案中支持了诉前行为保全。这个案件中，被申请人辞职期间曾经大量访问公司保密文件，公司发现后发了律师函，但没有得到回应。在这个案件中认为被申请人未经许可获取了保密文件，随时有可能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这种情况下就是情况紧急。这个案子里面，已经对什么叫情况紧急做了有益的尝试。因此这一条第二款是否应把情况紧急的“的”去掉，就可以认可款规定的行为就是民诉法规定的情况紧急，是可以进行裁定的。宁波离婚律师电话多少。
事和解在我国的发展史及其目的体现出对民间纠纷进行界定的重要性。修正后诉法将事和解上升到事诉讼基本法的高度,在此之前,事和解主要由两高以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性文件进行规定,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在事和解的具体把握上差异较大。但是,就事和解的前置条件而言,2007年高检的《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点,以及2010年高的《高关于贯彻宽严相济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点,2011年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修正后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于故意犯罪的事和解,都无一例外的以民间纠纷(群众内部矛盾)为前置条件。
首先先后民缺乏理论根据。高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中，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事纠纷和事犯罪的，民事案件和事案件应该分别审理。如果民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民事案件应该继续审理。即从法律现有的司法政策上来讲，并没有先后民的要求。从实务的角度，由于证明标准、举证责任、审理方式不同，经常会有不一致的结果。商业秘密案件尤其是技术秘密的案件，由于专业性强，复杂度高，案件的事实往往需要人大量精力举证，许多办案中遇到问题也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参考，需要法官合理的运用证据规则，在一些新的问题上作出合理认定。由于法谦抑性原则，事案件中对证据的证明标准也比较高，可能事案件中比较难做一些创新性的认定。如果民事案件要等事案件审理完之后再审理，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宁波离婚律师电话多少。
《高关于财产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被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时又承担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的被执行人，应当先履行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处财产之前被执行人所负正当债务，应当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先行予以偿还。有观点认为，上述规定漠视债权人的利益，会鼓励债务人以罚来换取民事债务的不诚信行为，理由如下：漠视债权人利益。在“先后民”的诉讼模式下，单独的民事诉讼难以提起，《高关于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的《高关于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将可以提起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为：“因人身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又限制了原本可以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在这种处理模式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债权益保护几成空白。当人们为民间借贷案件民交叉问题而争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罪化大声呼吁时，很少有人关注到每个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背后，都有数百成千，甚至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因为事案件审理的久拖未结，对他们利益的保护几乎处于“盲区”。“先后民”诉讼模式的不当滥用，导致了漠视公民私权的不良后果，使公民的民事权益往往无法及时获得司法保护和救济。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我国的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小于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如果被害人在事诉讼程序中所得到的赔偿达不到民法规定的赔偿额度，那么等于剥夺和限制了被害人完整的民事赔偿请求权。今后的立法设计应注意解决因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
关于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对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根据高《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的除外。审判实践中，对于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若出现足以原判的相反证据时，后案一般按相反证据重新认定事实。而对于事裁判已经认定的事实，后诉中的民事案件就很少以此为由作出不同的认定。这是因为，一来事案件更强调客观真实，而且事程序亦具备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有效手段，事裁判认定的事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二来民交叉案件长期的诉讼理念是,先后民，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事裁判认定事实的预决效力。因此，一般而言，民事案件审理中，对于事裁判认定的事实是可以作为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直接予以认定的。
审理阶段：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要注重审查借据或借款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防止虚假诉讼。要注重全面审查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发现债务人涉嫌犯罪（包括审理中发现同一债务人涉及多起案件且数额巨大的以及具有虚假诉讼嫌疑）的，应当主动将案件移送公安。在收到公安立案决定书或相关函件、建议后，要分别情况对案件作出处理：①案件正在审理中的，告知原告撤诉后到公安登记债权。原告不撤诉的，裁定驳回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②已上诉案件，应当建议二审直接移送公安。③对公安仅提供内控人员名单或建议函的案件，裁定中止审理，等待公安的处理结果。④主债务人被公安立案侦查，而连带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的案件，告知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撤诉，到公安登记债权，案件裁定中止审理。⑤已经受理的仅起诉连带责任*人的案件，除能够调解结案的以外，裁定中止审理。⑥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应当继续审理。⑦共同借款人中的一人或几人被公安立案侦查，对其他借款人作为被告的案件应当继续审理。宁波离婚律师电话多少。
会导致债权人不诚信，不利于社会诚信的建立。当主债务人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后，债权人能否再次起诉债务人，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根据现行法律，我们找不到有效的答复，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统一，这是“先后民”的诉讼思维给我们留下的困惑。从司法实践来看，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反而有利于犯罪的借款人，减轻了其民事责任，使其从犯罪中获利，而出借人则受损。很多债务人为逃避责任，主动投案，力求以事处罚换取民事责任的逃脱。这其中不排除部分债务人提前隐匿财产，以事责任来躲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任何人均不应该从其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中获得利益，法律也不保护当事人违法获得的利益。这就要求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也不能得出违法而获利的结论，否则就有悖公平正义。
规范调整下的诉判关系。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第33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量建议。在赋予检察提出确定量建议基础上，也赋予了直接不采纳和建议调整后依法判决的权力，较好地形成了权力制衡。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第40条第2款规定，对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量建议适当，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可以听取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审理认定罪名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判。与第40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不采纳量建议相对应。事实上形成了对检察申请主导程序的全面审查机制，指控的罪名与达成的量建议均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审理中受到审查。若指控罪名与审判罪名不一致，由指控罪名生成的量建议自然也就无效。从《指导意见》至今，法检两方的诉判关系整体处于缓和状态。
实践中公安*立案后，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侦查，对于涉案商业秘密的内容和范围，断然不能让被告人知晓，因此常会出现受害人将公有领域技术扩充为自己技术秘密的情况，在后续审理中或者造成冤狱或者被**。因此，理论界早有学者建议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采取“先民后刑”模式[7]，*高**民三庭宋晓明庭长也曾强调，“因此，不能*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主体后，才能进行*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8]综上所述，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乱象并非没有解决之道，除了厘清两案所涉法律事实，对并非基于同一事实的案件依法（司法解释）坚持“刑民并行”之外，对基于同一事实的案件应当坚持“先决原则”遵循审判逻辑处理，这或许有赖于**未来通过新的典型案例来明确“先民后刑”的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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