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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在《公司法》上是完全合法的。如果把这种在民事上是合法的行为认定为事犯罪，必然造成各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里涉及法教义学中的法秩序统一原理。所谓法秩序统一原理，是指各个部门法在合法化事由上具有统一的根据。在一个部门法中合法的行为，不得在另一个部门法中认定为违法。否则，就会造成法秩序内部的逻辑混乱。例如，德国学者指出：“法秩序仅仅承认统一的违法性概念，在各个部门法的领域里所不同的，只是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例如，在民法里的损害赔偿、行政法里的撤销行政行为、国际法里的恢复原状、法里的罚和保安处分）。因此，合法化事由也应当是从整体法秩序中归纳出来的。法秩序的统一性原则是适当的。”在此，德国学者是在讨论合法化事由，也就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的时候，论及法秩序统一原理的，并从法秩序统一原理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概念。所谓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除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以外，其他对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具有出罪能的事由。也就是说，无论是私法还是公法里的事由，均可以直接运用到法领域。德国学者指出：“由于对合法化事由来源的领域不加限制，所以，若想对能够考虑到的全部合法化事由无一遗漏地加以举例，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理论上均是不可能的。而且，对立法者而言，即使想将所有的合法化事由都通过立法加以规定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势所必然。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入罪须有法律规定，出罪无须法律规定，这是完全符合罪法定原则的。因为罪法定原则是限制入罪，但并不限制出罪。在法秩序统一原理的指引下，处理民关系的时候，要看某一行为在民事上是否合法。如果民事上是合法的，则可以排除犯罪的存在。
问题7：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流通销售领域的商品，如何确定价值？价格鉴定的主要方法有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不同的鉴定方法适用于不同的鉴定标的，得出的鉴定意见也有所不同。当被盗物品是尚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时，采取成本法更能体现被盗物品的实际价值和被害人实际的损失数额。对于未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如果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涉案物品价值应以*为主要参考。检察审查鉴定意见时，应细致审查鉴定方法是否科学合理，不能简单直接地采信价格鉴定意见并据此提起公诉。宁波红十字会离婚律师。
民交叉对民事案件受理的影响。关于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的受理问题，实务中依据的法律规定主要是高1998年公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犯罪嫌疑规定》），和2015年8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其中，《经济犯罪嫌疑规定》第1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第10条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或检察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上述规定体现了“不同事实民案件能够分开审理的，应当受理”的原则，即同一主体的行为，如果分别涉及不同的法律事实，而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则不因该主体涉嫌经济犯罪而对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发生的民事纠纷不予受理。《民间借贷规定》中有关涉事犯罪民间借贷案件受理的规定，亦坚持这一原则。比如其第6条规定：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第8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受理。同时，《民间借贷规定》亦体现了“民交叉案件涉及同一事实不能分开审理的，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原则。例如，其第5条规定：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即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在涉及同一法律事实时，民案件不能分开审理，应按先后民原则处理，在事案件未处理结束前，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亦应驳回起诉。
客观法秩序对诉判同一的要求。如前所述，不同的衔接方式对应着诉判关系的不同运作，诉判差异更多是基于主观法的充分保障，但是，世界主要法治的事诉判关系基本都经历了从保障主观法到构建客观法秩序的转变历程，其中重要的动因就是司法效率与资源成本的优化配置。稳定的客观法秩序可以大幅降低司法成本，将重要的资源配置在不认罪案件中。认罪与否就成为一道重要的制度分水岭。在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中，选择审前有罪答辩的被告人通常会对法官的审判权产生约束，即不经过罪与非罪的审理而直接进入量程序。被告人实际上放弃了程序中主观法的程序保障，来换取实体上的量减扣。这个选择过程对诉判关系产生着影响。在意大利，法律并不要求法庭审查证据或核实那些看起来证据确凿的案件。在瑞士，法庭并没有主动审查证据的义务。的法律并未规定法庭有明确义务去审查辩诉交易案件中的证据。但是对证据的审查义务是从法庭对辩诉交易条件是否满足的核实义务中逻辑性地推出。在很少的案例当中，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基于推进程序进行的目的，法律要求法庭整理并审查案卷当中没有的证据。而在职权诉讼模式中，即便被告人认罪而作出有罪答辩，也不能约束法官的审判权，法官仍然有权力对事实进行审查。在德国，就算认罪协议已经达成，法庭也有义务去整理那些与案件某些方面有关，并且有助于其作出决定的证据。宁波红十字会离婚律师。
【一审代理观点】发现律师事务所接受建设公司委托后，向有专属管辖权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起诉。立案受理后，中铁某局二公司原住所地河南公安以涉嫌公司将李某某事拘留，并向一审发函，认为正在侦查的事案件与本案为同一事实，本案应移送事犯罪侦查处理。河南公安还派员专程到建设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建设公司报案，建设公司没有报案。开庭审理时，中铁某局二公司代理人亦当庭提出与河南公安观点相同的抗辩意见。
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重视被害人的诉求,强调对被害人的恢复和救助,因此,属于事和解范畴的故意犯罪首要具有民间纠纷引发的特点,这是事和解在我国发展史上所体现出的一以贯之性,在彰显事法律恢复性司法柔性一面的同时,确保事法律的权威性。以民间纠纷为前提具有以下目的:一是有效控制范围。能够事和解的故意犯罪案件应当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较小,社会危害性低的案件,以民间纠纷为前提有利于控制范围。二是明确公权力对个人私让渡的界限,实现事法律权威与公民保障的衡平,确保公权力不被不当侵害。三是通过先置程序的设置,明确司法的责任,督促司法认真履行职责和加大案件审查力度,确保进入事和解的案件符合法律规定和立法本意。
但是，实践中另一种情况即两案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况下却复杂得多，尤其在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中。与传统的“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类刑民交叉案件不同，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基本相同，只是在行为的情节和后果上有所差异；而在商业秘密民事侵权案件中，*审理的先决基础是确定*人主张的商业秘密构成以及*归属。从逻辑上讲，商业秘密*案件也应当首先确立这一点才能谈到是否构成犯罪。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还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非公知性”都是构成商业秘密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先决条件，但“非公知性”的证明属于对消极事实的证明，只能通过由对方主张积极事实进行反驳予以间接证明，另外对商业秘密*归属的证明，也同样需要两造对抗才能查清。因此，对于商业秘密的构成和归属的举证责任应当在被告方一边，原告方无法自证消极事实。宁波红十字会离婚律师。
履行能力说。该说认为应当依据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履约能力，即可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该说在司法实践中同样难以应用，实践中的很多案件，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变化的。有的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丧失了履约能力，也有的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具备履约能力，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却具备了履约能力。由于标准本身即可能变化，因而难以在实践中应用。客观分析说。该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要结合行为人的态度以及对所得财物的处置情况等因素来综合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由于该说仍是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所以仍然是不周全的。四是分段分析说
规范调整下的诉判关系。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第33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量建议。在赋予检察提出确定量建议基础上，也赋予了直接不采纳和建议调整后依法判决的权力，较好地形成了权力制衡。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第40条第2款规定，对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量建议适当，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可以听取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审理认定罪名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判。与第40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不采纳量建议相对应。事实上形成了对检察申请主导程序的全面审查机制，指控的罪名与达成的量建议均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审理中受到审查。若指控罪名与审判罪名不一致，由指控罪名生成的量建议自然也就无效。从《指导意见》至今，法检两方的诉判关系整体处于缓和状态。
袁某殴打公交车司机案。2016年9月17日17时20分许，被告人袁某与其母亲王某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财经大厦公交车站台乘坐由花溪鱼港开至蒲阳镇方向的2路公交车。被告人袁某上车后因投币一事与该公交车驾驶员马某发生口角，遂冲到公交车驾驶室位置，用右手手掌猛拍马某右脑部，并用双手勒住其脖子，导致公交车失控而与路边隔离栏相撞。都江堰市一审认为，被告人袁某为泄私愤，不顾他人生命安全，采用勒脖子、拍打脑部的手段，对正在行进中的公交车驾驶员马某进行殴打，致使该公交车失控后与路边隔离栏发生碰撞，未造成人员伤亡。该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二年六个月，缓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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