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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99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诈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出了四种行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意图：（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1年高下发的《全国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包括集资诈罪在内的金融诈罪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取资金的；（4）使用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问题12：不起诉决定书中罪名的认定与不起诉的种类问题。对侦查（部门）移送审查的案件，审查后认为侦查（部门）对案件的定性不当的，如果拟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应根据改变后的案件定性适用不起诉的种类，在不起诉文书尾部说理部分应按照改变后认定的案件性质进行分析。来源于“事实务”微信公众号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犯罪事实，其中部分事实符合存疑不起诉情形，部分事实符合不起诉情形，只需出具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但应在不起诉书中对相应事实分别作出评价。在援引不起诉依据时，应根据事诉讼法百七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宁波市婚姻法律服务。
其次，在A公司和B公司之间还存在联营关系，组建联营体，文某担任联营体负责人。但联营体并没有注册成立，只是设立了一个共管账户，双方对资金进行监督。被告人文某利用虚假购买合同套取的资金，从民事法律关系上来说，不是出借方C公司的资金，而属于被告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A公司的借款，当然，是否属于联营体的资金有待商榷。值得注意的是，A公司和C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第5条明确规定：A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C公司不予承担。就此而言，名为合作经营实际上是借款，即以联营的名义掩盖借贷关系。被告人文某利用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联营体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利用虚假购买合同套取1000万元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认为共管账户的资金属于A公司的借款，当然被告人文某的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
后，C公司对联营体项目的资产收购。因为联营体项目完全是利用A公司向C公司的借款形成的。因此，利用C公司对A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收购联营体，实际上就是将C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予以核销。此时，被告人文某担任C公司总经理，具有工作人员身份。因此，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认定被告人文某利用职务便利，将虚假购买合同套取的1000万元平账，这就是贪污。从逻辑上看，这一认定具有一定的根据。但被告人文某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合作经营，其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把3700万元的借款投入的项目由C公司完全收回，则被告人文某的A公司在联营活动中就没有任何收入，这显然也不合理。而且，根据联营协议，在项目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损失都应当由A公司承担。被告人文某在资产收购过程中隐瞒套取资金的事实，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贪污，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宁波市婚姻法律服务。
民事法官对是否涉嫌事犯罪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对近几年金融领域多发的“套路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等事犯罪的认定，就是当前民事案件审理中认定的难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都是涉众型犯罪，作为审理单个民事案件的法官，很难从个案中发现或认定案件当事人涉嫌犯罪。而且民、案件的认定标准、法益保护明显不同，长期从事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官，其审判思维也与事法官差别较大。一般而言，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多限于处理民事纠纷的范畴，而不从是否构成事犯罪角度过多考虑，亦不愿意轻易判断案件是否具有事犯罪嫌疑。这种情形下，如无公安或者检察来函明确要求移送，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民事法官基本不以涉嫌事犯罪为由主动移送案件。
行为人供述了同案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体貌特征、联络方式、住址等信息，属于如实供述，侦查据此抓获同案犯或关联犯罪行为人的，不应认定为立。行为人不掌握同案犯的有关线索，要求亲属协助的行为不属于具体的协助抓捕行为，不构成立，鉴于其有将赎罪的意思表示，且同案犯被抓获与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客观联系，可酌予从轻处理。行为人将掌握的同案犯的有关线索告知其亲属，亲属据此查找同案犯，并协助司法将同案犯抓获的，可以认定为立。行为人通过规劝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宜认定为立，但可酌予从轻处罚。行为人通过胁迫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应认定为立。上述投案的同案犯，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
现在层面上已经在民事审判程序，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人的证明责任有了积极的规定，反法第32条对商业秘密人证明责任做了适当的减轻。从大环境来看，今年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开始实施，近期高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这些规定对证据的获取、人的举证责任有了新的调整，可以有效地减轻人负担。今年高了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同样规定了对商业秘密案件要合理地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依法减轻人负担。在实务界，从人长期难的角度来看，看到了更多希望，有机会通过民事程序对商业秘密做较为有效的。在这个大趋势下，实践中先后民的实际情况应该会得到改善，司法解释也就更没有必要做先后民的原则性规定。此外，我担心此条款会引发实务界的顾虑，因为这可能会有一个倾向在里面，即民事程序是否要受事案件结果的影响，如果事案件没有判定罪名成立，民事的侵权认定是否会遇到障碍。宁波市婚姻法律服务。
问题25:关于烟草制品应明确的几个问题。对无照销售假烟从一重罪处断的理解与适用。无照销售假烟的行为可能会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比较法定时，应结合具体犯罪行为应适用的法定幅度作比较。例如，无照销售假烟，销售金额5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法定高2年有期徒；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法定高3年有期徒；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法定高为5年有期徒。显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更符合从一重处断的规定。再如，无照销售假烟，销售金额200万元，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法定高无期徒；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法定高7年有期徒；以非法经营罪定罪，法定高15年有期徒。可见，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更符合从一重处断的规定。
通过文某贪污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纠缠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认定确实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能正确分析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不能准确地认定犯罪。为此，我们需要对民交叉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如前所述，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民交叉是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里的交叉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属于事犯罪行为。在一个案件中，虽然表面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是虚，行为人以此掩盖事犯罪。对此，应当刺破民事法律关系的面纱，还其事犯罪的真实面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套路贷案件，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掩盖犯罪的十分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套路贷，是指犯罪嫌疑人以违约金、*金、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取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借款合同或者房产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随后，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制造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并要求偿还虚高借款。在被害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进而通过利用其制造的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向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合法财产的目的。套路贷通常有以下行为特征：
因此，在套路贷的案件中，民事上的合法只是一种假象，而诈犯罪才是其实质。在套路贷案件中，犯罪以民事借贷掩盖事诈。从表面来看，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并且还有借款合同以及银行流水等证据。此类案件如果进行民事诉讼，犯罪胜诉的概率极大。因为被害人缺乏举证能力，无法还原真实。例如，我国《民法通则》58条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但被害人要通过举证证明犯罪采取了欺诈或者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签订借款合同，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需要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公安的侦查活动，才能证明诈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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