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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第六十条规定。"……必须*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律师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当然会了解一定的案情并对案情有自己独到的分析，从这个角度讲，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也属于"了解案情的公民"，按照此规定律师可以协助公安开展调查工作，相信随着律师调查权限逐渐加大，在协助公安调查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事和解中民间纠纷界定问题的提出。2013年3月15日晚,嵊泗县某KTV包厢内,被告人刘某某及其朋友和被害人罗某某在内的四名该KTV服务员在包厢内唱歌。期间,被告人刘某某和被害人罗某某在该包厢内短暂跳舞(此前二人素不相识)。之后,被告人刘某某走出包厢并电话联系被害人罗某某将其约至该KTV1包厢,在该包厢内,被告人刘某某按倒被害人罗某某并抓住其双手,不顾被害人罗某某的反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事后,被害人罗某某报警。案发后,被告人刘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自愿达成协议,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按协议约定一次性赔付精神损失30000元,被害人罗某某对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表示谅解。经审理后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罪,但该行为系民间纠纷引起,被告人与被害人间达成协议的行为属于事和解,故依法对被告人刘某某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二年。宁波离婚律师。
【代理律师后记】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李某某涉嫌事犯罪与本案民事纠纷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我们在代理过程中，全方位地检索了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高、各地各级的司法观点、既判案例，对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认为李某某涉嫌事犯罪与本案民事纠纷不属于同一事实，并在审理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口头和书面阐述。由于中铁某局二公司被诉的同类型案件众多，且此前一审的上一级即云南省对多个同类型案件已经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本案一审没有采纳我们的代理意见。
1995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7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次以单行法的形式确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并规定了相应的罚。1997年《法》修订时，考虑此罪对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完全吸收了单行法此罪的规定。按照《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进一步界定其客观行为，1998年专门制定《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第4条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对如何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宁波离婚律师。
第三，事裁判和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责任形式不同，事案件基于案件事实确定事被告人返还款物给被害人，民事案件基于民事合同及其法律关系确定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事裁判与民事判决并不冲突。所以，当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与事案件被告人不一致时，一般处理原则为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确定当事人各方的义务范围，事裁判确定返还的款物可在执行程序中衔接。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事判决先于事裁判执行完毕的情形下，事裁判执行的款物应当返还给民事案件已经履行了判决义务的当事人，以避免民事债权人双重受偿。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起诉。
民交叉案件有哪些处理方式？在判断某一案件为民交叉案件后，就应该确定适用哪一种程序审理该案，即对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选择。民交叉的处理程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先后民、先民后、民并行。先后民。长期以来，在审理民交叉案件的过程中，先后民作为主要处理方式被运用。先后民，是指在审理民商事纠纷时，发现涉嫌事犯罪，应当由侦查对事犯罪事实进行处理，必须先对事部分进行审理，再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或者由审理事部分时附带审理民事部分。先后民，不仅适用于一般的民商事纠纷与事犯罪交叉案件，还是处理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主要方式。根据《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事案件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宁波离婚律师。
客观法秩序对诉判同一的要求。如前所述，不同的衔接方式对应着诉判关系的不同运作，诉判差异更多是基于主观法的充分保障，但是，世界主要法治的事诉判关系基本都经历了从保障主观法到构建客观法秩序的转变历程，其中重要的动因就是司法效率与资源成本的优化配置。稳定的客观法秩序可以大幅降低司法成本，将重要的资源配置在不认罪案件中。认罪与否就成为一道重要的制度分水岭。在英美法系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中，选择审前有罪答辩的被告人通常会对法官的审判权产生约束，即不经过罪与非罪的审理而直接进入量程序。被告人实际上放弃了程序中主观法的程序保障，来换取实体上的量减扣。这个选择过程对诉判关系产生着影响。在意大利，法律并不要求法庭审查证据或核实那些看起来证据确凿的案件。在瑞士，法庭并没有主动审查证据的义务。的法律并未规定法庭有明确义务去审查辩诉交易案件中的证据。但是对证据的审查义务是从法庭对辩诉交易条件是否满足的核实义务中逻辑性地推出。在很少的案例当中，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基于推进程序进行的目的，法律要求法庭整理并审查案卷当中没有的证据。而在职权诉讼模式中，即便被告人认罪而作出有罪答辩，也不能约束法官的审判权，法官仍然有权力对事实进行审查。在德国，就算认罪协议已经达成，法庭也有义务去整理那些与案件某些方面有关，并且有助于其作出决定的证据。
实践中也有先有民事判决、后有事判决的相关案件。近两年北京市审理的北京捷适中坤铁道技术有限公司诉青岛捷适铁道技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案件中事判决甚至在部分事实认定上引用了在先的民事判决。从实践的角度可以看到，先后民没有实践上客观的需要，具体还是要看证据，不一定非要有先后民这样原则性的规定。
笔者认为，对该种行为，不宜作为非法经营犯罪处理，理由如下：即使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经常性地发放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从《法》第225条的修正过程及高检察院、公安部的立案标准看，都没有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情形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对此种民间行为追究事责任将导致与法关于高利转贷罪法定规定上的矛盾。高利转贷滥用了银行的信任，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以自有资金发放，所存在的风险仅在于行为人自己的资金可能无法收回，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后者。而高利转贷罪的法定高是有期徒七年，非法经营罪的法定高是有期徒十五年，将以自有资金发放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处理，必然会导致轻罪重，重罪轻，与法罪责相一致的原则相悖。该类情形的大量出现，与管理的监管不力有一定关系，如果把此种情形当成犯罪处理，会使管理更加放松管理。个人或单位以自有资金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经常性地发放的行为应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此类借款一般笔数多，累计金额大，多个借贷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客观上已形成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2002年银行发布的《关于取缔及打击行为的通知》对此有明确规定，该行为属行政违法行为，应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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