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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开庭时，“九民会议纪要”正式稿尚未公布，云南省在听取我们的上诉及代理意见后，认为此前对该类型案件的处理可能存在不当，且其他案件的原告已经上诉到高，故云南省立即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待高对同类案件作出二审裁判后，再对本案进行处理。我们主动与在高二审的同类型案件的原告代理律师取得联系，将我们的代理观点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并在证据方面也大限度地提供支持，高在对这批案件的终审裁定中，采纳了我们贡献的观点。云南省对本案作出的裁定，则完全采用了高的裁判理由。
问题3：危险驾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如何定性？对于因危险驾驶行为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照《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再单独认定危险驾驶罪。如行为人醉酒后驾车，在遇到公安执法检查时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其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求，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依照法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但若该冲撞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伤、、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故意****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宁波市婚姻律师顾问。
后经法医鉴定，李某所受损伤为轻伤一级。东莞市第二一审认为，被告人樊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二年。吴某某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案。2017年10月1日22时许，被告人吴某某带着两个女儿乘坐10路公交车回家。上车后，因吴某某只刷了两次公交卡，驾驶员杨某与其发生争吵。公交车行至贵州省凯里市加工厂公交站台停靠后，吴某某到站尚未下车，杨某关闭车门继续前行，吴某某遂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导致载有十余人的10路公交车失控冲上人行道。
问题6：如何准确认定故意伤害罪中“以特别残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以特别残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应同时具备“手段特别残”、“致人重伤”和“造成严重残疾”三个条件。不能只看到伤害后果特别严重，就一律认定为“以特别残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并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无期徒或死的量幅度。关于“特别残手段”，是指行为人以社会****难以接受的、给被害人****和精神造成极大折磨的方式对被害人实施伤害行为。认定时可以从伤害手段和伤害过程等方面予以把握。比如，（1）挖人眼睛、割人耳鼻、****手足等造成肢体严重缺损或机能严重受损的；（2）以刀划或硫酸等腐蚀性溶液严重毁人容貌的；（3）电击、烧烫他人要害部位的；（4）长时间、多次伤害、折磨被害人；（5）其他特别残手段。宁波市婚姻律师顾问。
由于故意犯罪案件事和解前置条件的民间纠纷的构成要件是民间纠纷基本属性的体现,因此,对于事和解中民间纠纷的界定,可以考虑由两高共同以相关意见的形式或者在相应事政策性文件中,对民间纠纷的构成要件进行明确规定,其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构成要件才属于事和解所要求的民间纠纷,并提出倾向性意见,在此基础上辅以有效的典型案例为指导,从而对事和解工作正常有序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操作依据和现实指导。
如果行为属基本犯罪之上一个量幅度内的，又没有法定减轻情节的，一般不能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如故意伤害罪中的重伤情形、诈罪中数额巨大的，因为这种情形，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便是下降一格处罚，还要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管制的，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直接降至无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必须严格依法把握“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避免滥用。日前，广东某地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中，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根据法第133条规定，其行为属第二档量幅度，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该案属过失犯罪，虽可以进行事和解，嫌疑人有坦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情节，但没有减轻情节，其行为显然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检察作不起诉处理是不妥的。
【原审判决】县审理认为，被告人邵某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自愿达成和解，是事和解；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是坦白，综合全案予以减轻处罚，依照法故意伤害罪轻伤条款，判处有期徒二年，缓二年。【检察抗诉】检察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不当，提出抗诉。理由如下：宁波市婚姻律师顾问。
检察官所主导的，更多体现在对客观法秩序的建构上，以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遵循诉判同一的推进上。正如一些受访检察官所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事实上将庭审上可能出现的潜在冲突前移至了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未让检察官的工作量减小。这也正体现了我国事诉讼三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同时也应当看到，诉判关系是由在推动程序简化而予以设计的程序性权力分配机制所决定。不同的程序设计决定了控辩审三方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引发了其中的不同诉判关系。实际上，控辩审三方关系才是真正的权力制衡关系。而我国由于事司法本身的辩护体系尚不健全，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诉判关系，容易将一个三方关系简化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诉判关系的权力分配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此终的落脚点就应当共同维护一种公正体系，从而弥补辩护权缺失的不利影响。
不能仅依据客观上合同未履行的实际情况即推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考察行为人对所得财物的用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如何处分所得财物亦是考量行为人主观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合同诈案件中，行为人所得财物一般都会用于个人开支挥霍。而在民事合同纠纷中，行为人对先期占有财物的处分一般是为了履行合同义务、实现合同目的。考察行为人的其他个人要素。在行为主观目的不明的情况下，可以对行为人的其他个人要素进行考量，这里的其他个人要素主要是指行为人的经济实力、生活环境、诚信记录等。个人要素虽然从犯罪构成角度来看不具备评价价值，但是也能客观反映行为人的实际状况。犯罪是一个复杂事件，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行为人对于正确评价其行为亦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从实践的角度讲，依上述处理有如下优点：，控制面大，有利于相关部门宏观把握，统筹处置，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公安对于涉嫌非法吸收****存款或者集资诈案件的处置，首先要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人所签订的所有民间借贷合同进行摸底排查，在终犯罪数额的确定上至少包括了绝大多数不能偿还的民间借贷合同，这有利于公安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掌握了解实际情况，便于其把握大局，制定处置措施时可以宏观把握，避免出现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不利的因素。第二，公安相对于而言，从人员配置、掌控资源及可采取的手段措施上比多且灵活，这便于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财产的控制，更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利益。第三，“先后民”在处置涉案资产时，可以全盘考虑，对于本来就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的资产合理分配，达到公平、合理的社会效果，避免了因分配不均造成部分债权人不满而引发的其他问题，同时受害人可以尽早得到退赔、补偿。第四，可以减少的诉累，避免将其他执法处理过的问题重新引入诉讼程序，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维护其他司法司法行为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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