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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认为要从严掌握，防止滥用从轻情节而降至三年有期徒。如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中，故意杀人罪、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等其罚的起档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低是三年。对于这些严重侵犯人身或者财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不得适用事和解程序，但如果确有法定从轻情节，并且根据司法实务和审判经验，很有可能判处低三年有期徒的，可以适用和解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上述情形适用事和解程序处理案件时，不能将事和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情节予以考虑，因为作为进行事和解的案件，其本身要符合“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情形，不能将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和解也纳入其中，否则就会出现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对两个规定中有关条文表述的准确理解，存在难以把握的问题。比如对于“同一事实”“不同事实”应当如何理解与把握，具体应包括哪些情形；何谓事犯罪嫌疑与民事案件有牵连或关联，在达成何种程度时可以认定为有牵连或关联；同时，即便能够认定民事案件与事犯罪嫌疑有牵连或关联，但应否全案移送，还是应部分裁定驳回起诉部分继续审理等。正是由于存在以上诸多法律适用方面的难点，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少因公安或检察来函不区分情形而全案移送的判例。这种简单化处理民交叉案件的方式，并不利于受害人及时、全面地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且实际上损害了受害人的民事诉讼。对此，高在判决中认为，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事犯罪的，虽应追究犯罪嫌疑人的事责任，但对其事责任的追究不应成为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的阻碍。民事案件中，在当事人的多项诉讼请求能够分开审理的情形下，应当对能够分开审理的请求能否成立予以审理，而不宜以先后民为由影响可以单独进行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宁波婚姻家庭法律律师。
考察行为人在签约后是否积极履行合同。在司法实践中，典型的合同诈情形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不会履行合同或者以取更多财物为目的而部分履行合同，在取得较大财物后即会直接消失逃匿。反之，如果行为人实际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签订合同后，则会努力履行合同，即使因客观原因致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会积极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合同相对方损失。如在案件中被告人虽有利用合同欺诈他人的行为，但只要其在签订合同后有积极的行动，并已在案发前归还之前以欺手段所得的款项，则不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办理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已经于2020年7月4日第3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的修改主要是明确事案件部门管辖问题。较之原来的法条更加具体，分别明确了检察、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海警部门管辖的事案件，更有利于被害人结合具体事案件确定有管辖权的部门。宁波婚姻家庭法律律师。
笔者认为，区别民间借贷和以民间借贷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主要在于公开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判断，关键在于社会性特征的认定。公开性，是指向社会公开。例如，行为人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吸储公告，或发动亲友到处游说，广泛动员他人前来存款等方式使公众得知其吸收存款的消息。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这种民间借贷行为不具有公开性特征。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外在形式上普遍都存在出具借款凭证的相同之处，对借款凭证是否以形式确认，只是外在形式上的细微差异，这种差异显然不能决定行为性质，区别二者的关键为借款对象是否为社会公众，即不特定对象。社会公众，具体包含不特定性和公众性两方面的特征。“不特定性”强调行为方式的开放性、发散性，行为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借款条件面对公众统一执行，借款与否借款人事前不可预测，事中难以控制，终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吸收存款的对象，这显然与面向特定对象的一般民间借款有内在的、外在的区别，这一特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特征。“公众性”强调对象的规模大小，体现对象的广泛性，一般是指人数多、涉及面广，应当是社会上较大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这也正是本罪所具有之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如果行为人吸收的户数不多，涉及的范围较小，就不宜认定为吸收公众存款。民间借贷的对象是特定的，因此，个人或单位向家庭成员、亲友、本单位职工、等特定对象进行拆借，就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事和解的适用范围：2011年1月，高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事和解制度作了详细规定，主要适用的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的轻微事案件。2012年修改后的《事诉讼法》吸收了事和解制度，使它成为一项司法制度。根据《事诉讼法》第288条的规定，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以下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代理律师后记】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李某某涉嫌事犯罪与本案民事纠纷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我们在代理过程中，全方位地检索了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高、各地各级的司法观点、既判案例，对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证，认为李某某涉嫌事犯罪与本案民事纠纷不属于同一事实，并在审理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口头和书面阐述。由于中铁某局二公司被诉的同类型案件众多，且此前一审的上一级即云南省对多个同类型案件已经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本案一审没有采纳我们的代理意见。宁波婚姻家庭法律律师。
1995年6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第7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是次以单行法的形式确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并规定了相应的罚。1997年《法》修订时，考虑此罪对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促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完全吸收了单行法此罪的规定。按照《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进一步界定其客观行为，1998年专门制定《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第4条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这对如何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
《高关于适用〈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1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上述规定间接确定了在审理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先后民的做法。先后民依据的是公权优先的司法理念。法是公法，代表的是公权力，主要保护的是和社会的利益，而民法是私法，代表的是私权力，主要是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在公法与私法发生冲突时，公权优于私权，应当放在首要地位，体现在责任承担上，要求事责任先于民事责任。当前先后民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但是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事诉讼在获取证据能力上、证明标准上都高于民事诉讼，使得事案件中认定的证据可以适用于民事案件，反之则不一定；事诉讼追求的是案件的客观事实，民事诉讼追求的是法律事实，事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进行或者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可以防止就同一事实进行两次调查，并且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案件。其次，有效的保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民交叉案件中，社会利益和公民同时受到侵犯，事优先，有利于迅速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嫌疑人，保障了利益。后，有利于*判决的协调统一，适用先后民处理民交叉案件，可以避免不同审判组织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或者相矛盾的判决，从而有效的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公司股权不能等同于土地使用权。在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转让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公司各项权益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是公司。公司财产与股东权益的有所不同的。在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转让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公司各项权益的情况下，转让的只是公司股权，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并没有改变。即使是在土地出让金没有缴齐或者完全缴纳的情况下，尽管股东发生变更，土地出让金的缴纳主体并没有改变。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行为不能等同于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根据土地管理法规的规定，依照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是，下列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一是司法和行政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的；二是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三是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四是权属有争议的；五是未依法登记权属证书的；六是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七是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进行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八是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据此，如果存在上述八种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之一的，可以根据违法情节严重程度考虑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有关转让行为是否认定为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应当由司法根据具体案情依法确定。违反以上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当然属于违法行为，但并不能将这些违法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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