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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出借人由于借款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提起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不予受理。理由如下：《高关于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将可以提起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为：“因人身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对有关依照《法》第64条”的理解：①有关应该是依据法律处理财产的，没有法定职权处理财产的所作的处理财产决定，应视为非法。②作出处理的阶段，应该是经过审判，确定出借人构成犯罪后。未经审判确定出借人有罪前，不得非法处理债务人财产。③处理的方法程序，应该公开、透明、合法。应严格依法定程序处理财产，不得私自估价处理。
一审*未经听证或开庭来确定技术秘密密点范围、技术秘密是否公知、密点的价值以及对产品的贡献率等即作出认定，程序违法。宁波婚姻律师费一般多少。
【一审代理观点】发现律师事务所接受建设公司委托后，向有专属管辖权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起诉。立案受理后，中铁某局二公司原住所地河南公安以涉嫌公司将李某某事拘留，并向一审发函，认为正在侦查的事案件与本案为同一事实，本案应移送事犯罪侦查处理。河南公安还派员专程到建设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建设公司报案，建设公司没有报案。开庭审理时，中铁某局二公司代理人亦当庭提出与河南公安观点相同的抗辩意见。
一般来说，界定行为人行为的性质，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的客观表现、款项用途等方面予以评判。对于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则可以依据2010年高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认定的四个条件进行区分，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法定要件，其中主要是公开性和社会性两个特征的判断，对社会性特征的判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还是只对特定的个人，是审判实务中认定罪与非罪直接的依据；对于民间借贷与诈、合同诈、集资诈犯罪的区分，则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审查行为人的借款行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以从借贷发生的事由、钱款的用途和去向（是否与其借款时陈述的用途一致）、行为人的归还能力、行为人主观上是积极筹款准备归还，还是一开始就没有还款的打算而一走了之、没有归还的意愿等多各方面予以综合判断。宁波婚姻律师费一般多少。
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认为要从严掌握，防止滥用从轻情节而降至三年有期徒。如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中，故意杀人罪、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等其罚的起档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低是三年。对于这些严重侵犯人身或者财产的案件，一般情况下不得适用事和解程序，但如果确有法定从轻情节，并且根据司法实务和审判经验，很有可能判处低三年有期徒的，可以适用和解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上述情形适用事和解程序处理案件时，不能将事和解作为其中的一个情节予以考虑，因为作为进行事和解的案件，其本身要符合“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情形，不能将之后可能发生的事和解也纳入其中，否则就会出现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陈某某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案。2017年2月19日13时57分许，被告人陈某某乘坐45路公交车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博物馆公交车站，后因琐事与公交车司机贺某发生争执。期间，被告人陈某某先后三次用手抓司机贺某的手及公交车方向盘，致使贺某无常驾驶车辆，公交车失去方向左右晃动，严重危及公共安全。随后，被告人陈某某被出警赶来的公安人员抓获。厦门市思明区一审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三年，缓四年。
后，C公司对联营体项目的资产收购。因为联营体项目完全是利用A公司向C公司的借款形成的。因此，利用C公司对A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收购联营体，实际上就是将C公司的3700万元债权予以核销。此时，被告人文某担任C公司总经理，具有工作人员身份。因此，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认定被告人文某利用职务便利，将虚假购买合同套取的1000万元平账，这就是贪污。从逻辑上看，这一认定具有一定的根据。但被告人文某以A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合作经营，其虽然没有资金投入，但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把3700万元的借款投入的项目由C公司完全收回，则被告人文某的A公司在联营活动中就没有任何收入，这显然也不合理。而且，根据联营协议，在项目经营过程中的所有损失都应当由A公司承担。被告人文某在资产收购过程中隐瞒套取资金的事实，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贪污，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宁波婚姻律师费一般多少。
前述刘某某案结合上述民间纠纷的四个构成要求,可以看出该案的起因根本不属于民间纠纷,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刘某某案犯罪的起因系刘某某在娱乐场所相对密闭的空间,基于对罗某某的不尊重,放纵自身对罗某某性渴望的生理反应所引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某某和罗某某之间只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两人之间无服务之外的其他涉性关系,亦无发生任何偶发性矛盾纠纷,从性质的民间性来看,两人之间不存在民间纠纷行为;从构成的关系来看,两人之间的身份与刘某某的行为无事实关联性,两人之间亦无动因联系;从领域内部性和对象特定性来看,刘某某与罗某某之间的服务关系无关人情、传统等民间纠纷的内部特点,刘某某选择罗某某为性侵对象,并非基于纠纷将对象特定化,而只因罗某某为陪唱女性,其不符合民间纠纷中的对象特定性。因此,将本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继而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
将第十五条改为两条，修改后的第十五条较之原来的条文增加了"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有关犯罪案件的管辖作出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表述。本次法条的修改，本着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明确了特殊规定优先适用，主要是考虑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案件难以确定案件管辖，导致办案推诿扯皮，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情况对有关犯罪案件的管辖作出特别规定，例如《公安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便对案件管辖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被害人控告经济犯罪案件时，就管辖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公安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事和解中民间纠纷界定问题的提出。2013年3月15日晚,嵊泗县某KTV包厢内,被告人刘某某及其朋友和被害人罗某某在内的四名该KTV服务员在包厢内唱歌。期间,被告人刘某某和被害人罗某某在该包厢内短暂跳舞(此前二人素不相识)。之后,被告人刘某某走出包厢并电话联系被害人罗某某将其约至该KTV1包厢,在该包厢内,被告人刘某某按倒被害人罗某某并抓住其双手,不顾被害人罗某某的反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事后,被害人罗某某报警。案发后,被告人刘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自愿达成协议,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按协议约定一次性赔付精神损失30000元,被害人罗某某对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表示谅解。经审理后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罪,但该行为系民间纠纷引起,被告人与被害人间达成协议的行为属于事和解,故依法对被告人刘某某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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