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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危险驾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如何定性？对于因危险驾驶行为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照《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再单独认定危险驾驶罪。如行为人醉酒后驾车，在遇到公安执法检查时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其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求，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依照法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但若该冲撞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伤、、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问题26：关于逃税罪应明确的几个问题。办理逃税案件，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对税额认定有异议，都应对税务认定的逃税税额进行审查，审查后没有问题的才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的“补缴应纳税款”，需是事立案前补缴。事立案前补缴的税款应从逃税数额中予以扣除，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事责任的追究，但可作为酌定情节考虑。“已受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必须已经履行完毕。宁波镇海区执业有经验的律师。
此外，在二审开庭之前，高正在对2019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会议纪要”）征求意见，我们于2019年8月下旬对征求意见稿中民交叉部分条文再次向高提交了律师建议。虽然《高关于办理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目前仍未，但我们提出的上述建议的部分内容已在“九民会议纪要”第128条款第（2）（3）项中得到了体现。
前述刘某某案结合上述民间纠纷的四个构成要求,可以看出该案的起因根本不属于民间纠纷,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刘某某案犯罪的起因系刘某某在娱乐场所相对密闭的空间,基于对罗某某的不尊重,放纵自身对罗某某性渴望的生理反应所引发。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刘某某和罗某某之间只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两人之间无服务之外的其他涉性关系,亦无发生任何偶发性矛盾纠纷,从性质的民间性来看,两人之间不存在民间纠纷行为;从构成的关系来看,两人之间的身份与刘某某的行为无事实关联性,两人之间亦无动因联系;从领域内部性和对象特定性来看,刘某某与罗某某之间的服务关系无关人情、传统等民间纠纷的内部特点,刘某某选择罗某某为性侵对象,并非基于纠纷将对象特定化,而只因罗某某为陪唱女性,其不符合民间纠纷中的对象特定性。因此,将本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继而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宁波镇海区执业有经验的律师。
民间借贷纠纷中涉及民交叉如何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民交叉”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需要解决的首要难点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在立案阶段，对公安、检察已经立案，当事人起诉到的，不予受理，告知向公安、检察申请解决。公安、检察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经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当事人又向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受理。在审理阶段，发现案件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应分情况处理：发现该案所涉犯罪同在审案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裁定驳回起诉；当事人虽有犯罪嫌疑，但与民间借贷纠纷没有必然联系或者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民间借贷案件继续审理，但有关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该裁定中止审理，也即通常所说的先后民。
通过文某贪污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交织纠缠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认定确实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能正确分析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不能准确地认定犯罪。为此，我们需要对民交叉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如前所述，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民交叉是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里的交叉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形式上看似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属于事犯罪行为。在一个案件中，虽然表面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民事法律关系是虚，行为人以此掩盖事犯罪。对此，应当刺破民事法律关系的面纱，还其事犯罪的真实面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套路贷案件，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掩盖犯罪的十分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套路贷，是指犯罪嫌疑人以违约金、*金、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取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借款合同或者房产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随后，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制造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并要求偿还虚高借款。在被害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进而通过利用其制造的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向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合法财产的目的。套路贷通常有以下行为特征：
修改后的第二十二条新增内容。"提请上级公安指定管辖时，应当在有关材料中列明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罪名、案件基本事实、管辖争议情况、协商情况和指定管辖理由，经公安负责人批准后，层报有权指定管辖的上级公安。"较之原来的条文，增加了提请上级公安指定管辖时应当在材料中列明的内容，并要求公安负责人批准，笔者认为，此举旨在落实责任，对于明明有管辖权的单位，如果一味想往出推活，那么就该想想"管辖争议情况"怎么写？"协商情况"怎么写？"指定管辖理由"又怎么写？更何况还需要负责人签字，新规定的出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具有管辖权的公安，大幅度消减应受未受、应立未立的现象。修改后的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新增内容。"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负责下列犯罪中重大案件的侦查……（六）跨区域犯罪。"笔者个人认为，此条文的修改对于被害人意义并不明显，何为"重大案件"，何为"跨区域犯罪"，在实践中仍有争论，难以界定。宁波镇海区执业有经验的律师。
该说认为应当将整个合同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标准进行考量，综合分析，得出结论。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均有可取之处，综合上述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逐一考察：考察行为人在签约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虽然不是区分合同诈罪与非罪的标准，但是也不能否认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对终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占有对方财物后也不积极创造条件以促成合同的顺利履行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行为人履行合同能力的审查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审查，即不仅要看过程更要关注结果。如果被告人虽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是为合同提供了基本等价的财产，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履行合同能力，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特别关注。
综上，本案应当适用《高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及该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不应受李某某涉嫌公司事案件的影响，应当继续审理。
确定量建议与幅度量建议之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事司法体系与国际主流体系接轨的重要渠道，也是提升事司法体系参与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所以必然要求对我国传统的事司法体系及理念进行变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由此对量建议赋予了裁判约束力，量建议成为联结控辩审三方的重要制度载体，量建议本身的结构与能也发生转变。过去检察在提起公诉时通常会采用相对确定的量建议（幅度量建议）甚至概括的量建议，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后，检察则倾向于提起确定的量建议（确定量建议）。检察有坚持提出确定量建议的理由，而有接受幅度量建议的合理理由。量建议为诉判关系调整提供了起点逻辑。量建议对诉判关系的影响在于一种起点逻辑，笔者认为，由于量建议与量结果受到主观认知过程影响较大，通过不同类型的量建议影响的仅仅是制约的程度，是诉判关系调整中的一个直接促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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