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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判同一原则与诉判角色转变。由于我国的事诉讼并未严格遵循诉判同一原则，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职权的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证明保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客观法秩序又将诉判同一植入到诉判结构中，从而引发了法检角色在全新制度环境转变时的认知分歧。关系互动是关系动态平衡的基础，法检关系的互动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不同于美国积极的检察官与消极的法官关系，也不同于德国消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在美国，无论是严重案件还是轻微案件，辩诉交易都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在德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承担着启动程序的任务，而具体的交易则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法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作为制衡，这份认罪协议需要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国是积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即检察官在审前促使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提出双方认可的量建议，起诉到后，嫌疑人的认罪并未导致审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审查案件。虽然我国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则，并不干预审前的协议。但是只要在庭审环节嫌疑人提出新的量情节事实或者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官将较大可能地将认罪量的裁判权重新划转到庭审范畴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中与嫌疑人达成的协议并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在套路贷案件中，被害人在犯罪的诱下，一步一步地落入陷阱，并且主动配合犯罪制造虚据，使自身陷于不利地位，终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套路贷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犯罪以民事借贷关系掩盖诈犯罪的事实。只有揭开其民事借贷的面纱，才能认清其诈犯罪的本质。从法角度分析，这种以民事诉讼实现虚假债权形式的套路贷其实是一种诉讼诈。制造虚假债权的过程，被害人是明知的，并且也是配合的。当然，这是被告人隐瞒了虚增借款的真实目的。但这种诈只是取得被害人对虚增借款的配合，还并不是以此非法取被害人的财物，因而还不能将该行为直接认定为诈罪。这种虚增借款的行为实际上是此后的诉讼诈的预备行为，因此，被告人主要是利用银行流水等在被害人配合下形成的借款证据向提起民事诉讼，并以此终实现虚假债权，才是真正的诈犯罪。宁波江北区律师业务。
鉴于目前检法之间就《法修正案（八）》的上述规定存在理解上分歧，而全国人大会也尚未对该条进行解释。因此，对类似案件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减轻两个以上量幅度量符合罪责相适应，检察不宜以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出抗诉，但如果减轻两个以上量幅度量造成对被告人量畸轻，则可针对量提出抗诉。
在以上案情中，存在三种民事法律关系，这就是资金借贷、合作经营和资产收购：首先，本案中存在A公司和C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该借款具有特定用途，即打入共管账户，用于联营体的经营活动。根据民法原理，对于货币来说，占有即所有。因此，A公司因借贷而取得对借款的所有权。但是，根据约定，借款用于特定用途，因此打入共管账户，双方对款项进行共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此款项处于共同占有的状态。这里需要对本案中的借款进行说明，本来该借款是应当由C借给其下属单位B公司的，然后以B公司的名义投营体，但因为违反财经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同时，因为A公司作为民营企业也没有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约定C公司将3700万元借给A公司，作为联营项目的运作资金。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国有单位是不能把资金出借给民营企业的。因此，在本案管账户中资金的归属问题，确实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当然，被告人文某以A公司向C公司借款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宁波江北区律师业务。
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在民法总则未实施之前，一般都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应予注意的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合同法对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根据损害利益的对象为以及合同相对方的不同，对合同效力作出了区分规定，即损害利益的，合同无效；损害合同相对方利益的，为可撤销合同。而民法总则实施后，根据该法百四十八条、百五十条规定，对于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未作效力区分，均规定为属可撤销合同。可见，就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民法总则与合同法规定不一致。因民法总则为新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就此类合同的效力认定，应当依照民法总则规定认定。因此，民法总则实施后，对于民交叉案件合同效力的认定，应以民法总则和合同法为共同依据，但不应再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为依据。
适用事和解的前提是“民间纠纷引起”：这里的“民间纠纷”，主要是指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之间因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引起的纠纷，如亲友邻里之间发生琐事矛盾、日常生活中的口角争执、合同债务纠纷、劳动争议等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还包括一般的事出有因型故意伤害，如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生的故意伤害等等。这些“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伤害案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低，社会危害相对较小，如能通过事和解程序结案，有利于矛盾化解，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因、斗殴、、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或者其它犯罪行为引起的轻微事案件，不能适用事和解程序来处理，如犯罪后取的被害人谅解的；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理。如王某伤害案中，被告人王某因与被害人张某发生争执斗殴，致被害人张某轻伤，后双方达成和解，酌情从轻判处王某有期徒十个月。
兰某某殴打公交车司机案。2017年3月2日19时许，被告人兰某某和朋友孙某某酒后乘坐28路公交车。当车行驶至某区某加油站附近时，驾驶员王某某要求二人停止喧哗打闹，兰某某不听劝阻，并挥拳击打王某某面部，致使被害人王某某无法把握车辆行驶方向，紧急在行车道制动停车，被告人兰某某又多次击打王某某面部后跳车窗逃跑。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审认为，被告人兰某某殴打行进途中的公交车驾驶员的行为，危及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危害了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三年六个月。宁波江北区律师业务。
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办理事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已经于2020年7月4日第3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的修改主要是明确事案件部门管辖问题。较之原来的法条更加具体，分别明确了检察、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海警部门管辖的事案件，更有利于被害人结合具体事案件确定有管辖权的部门。
【两次向高提交建议】建设公司于2017年10月中旬起诉，直到2018年12月下旬才作出一审裁定，除了中铁某局二公司昆明分公司人去楼空须经公告送达延误时间外，更重要的是因云南省也在审理同被告、同类型的其他案件，故一审等待其上级作出裁判后再对本案进行处理。一审期间，我们得知高正在制定《关于办理民交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这是参与并影响立法的一个机会，如果能促成高在司法解释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本案中的难题，更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于同类案件，莫大焉。于是，我们对单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下同）签订民事合同、涉嫌犯罪的为单位或其工作人员两种情形下民事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于2017年11月底向高提交了律师建议。建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杨某紧急制动，造成另一名乘客之子杨某某碰撞座位护栏受伤。事后，吴某某赔礼道歉，积极赔偿了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取得了杨某某监护人及公交公司的谅解。凯里市一审认为，被告人吴某某明知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方向盘会导致车辆失控，危及车上乘客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仍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所幸公交车驾驶员制动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判处有期徒一年，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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