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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8：办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确定销售金额时应注意什么问题？高、高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的“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在认定“销售金额”时，可采取与上述司法解释中“非法经营数额”一致的标准，即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审查起诉过程中，应加强对证明涉案侵权产品价格方面证据的审查、核实，如调取销售记录、收款凭证，讯问、询问相关销售人员等，只有在实际销售价格或标价确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才能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认定“销售数额”。
可见，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仍然是轻微事案件。但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以下罚的”范围，（过失犯罪情况类似）认识上存在分歧，有认为这是“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有认为这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此处的“可能判处期”不等于“终宣判”，这是宣告的规定。笔者业赞同这种观点，一般认为“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基本都属于轻微事案件，如果以“法定三年以下的情形”，则大大限制了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充分发挥事和解制度的作用。既然是“宣告三年以下的情形”，那么在实务中就存在适用“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情形”，即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罚的”，如果判处三年，那么也可以适用事和解程序。宁波海曙区专家律师。
决定不立案及应办的法律手续。接受立案材料的公安司法，经审查，如果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即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者不需要追究事责任时，应当作出不立案的决定。事诉讼案件一般是由民事主体个人提出，或者是由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出的。虽然不同的事诉讼案件的流程有所差异，但是为了能够在开庭审理事诉讼案件之时，就能够当天宣判，很少会有事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侦查就可以起诉。
在套路贷案件中，被害人在犯罪的诱下，一步一步地落入陷阱，并且主动配合犯罪制造虚据，使自身陷于不利地位，终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套路贷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犯罪以民事借贷关系掩盖诈犯罪的事实。只有揭开其民事借贷的面纱，才能认清其诈犯罪的本质。从法角度分析，这种以民事诉讼实现虚假债权形式的套路贷其实是一种诉讼诈。制造虚假债权的过程，被害人是明知的，并且也是配合的。当然，这是被告人隐瞒了虚增借款的真实目的。但这种诈只是取得被害人对虚增借款的配合，还并不是以此非法取被害人的财物，因而还不能将该行为直接认定为诈罪。这种虚增借款的行为实际上是此后的诉讼诈的预备行为，因此，被告人主要是利用银行流水等在被害人配合下形成的借款证据向提起民事诉讼，并以此终实现虚假债权，才是真正的诈犯罪。宁波海曙区专家律师。
2010年高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使用诈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同时规定，集资诈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罪定罪处罚。
问题31：被害人离职时窃取了公司的商业信息并对外出售，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公司遂派人将被害人拘禁要求赔偿公司损失，该行为应如何认定？行为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处理。行为人为了挽回物质损失而非法拘禁他人的，亦可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理。但损失的认定需有一定的证据证实，且索要数额不能明显超过债务或者损失数额。
【案情简述】四川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建设公司）通过中间人认识中铁某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铁某局二公司）的总经理助理、项目经理、昆明分公司负责人李某某，李某某促成建设公司与中铁某局二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中铁某局二公司将昆楚高速公路项目海子营2号隧道工程交由建设公司施工。合同签订后，建设公司随即将1800万元履约*金汇入合同约定的中铁某局二公司昆明分公司账户，隧道工程却迟迟不能开工。宁波海曙区专家律师。
回顾已有的案例，刚才提到的案件中，认定并没有要求人总结秘密点，做非公知性鉴定，人只是证明了被申请人辞职期间曾大量访问申请人存储在服务器上的的保密文件就可以了。对于行为保全，我们司法实践长期以来都非常谨慎，是否现在的司法实践可以做一些积极尝试，如果发现有问题时可以纠错，毕竟申请人已经交了，试错成本是可控的。思考。行为保全程序，包括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是否还要受审理中事案件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并无必要，每个案子都有具体情况，要按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将第17条删除，这个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行为保全应该并行才合理。
对两个规定中有关条文表述的准确理解，存在难以把握的问题。比如对于“同一事实”“不同事实”应当如何理解与把握，具体应包括哪些情形；何谓事犯罪嫌疑与民事案件有牵连或关联，在达成何种程度时可以认定为有牵连或关联；同时，即便能够认定民事案件与事犯罪嫌疑有牵连或关联，但应否全案移送，还是应部分裁定驳回起诉部分继续审理等。正是由于存在以上诸多法律适用方面的难点，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少因公安或检察来函不区分情形而全案移送的判例。这种简单化处理民交叉案件的方式，并不利于受害人及时、全面地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且实际上损害了受害人的民事诉讼。对此，高在判决中认为，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事犯罪的，虽应追究犯罪嫌疑人的事责任，但对其事责任的追究不应成为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的阻碍。民事案件中，在当事人的多项诉讼请求能够分开审理的情形下，应当对能够分开审理的请求能否成立予以审理，而不宜以先后民为由影响可以单独进行的民事案件的审理。
事和解中民间纠纷明确界定的必要性：罪法定原则要求事法律用语应具有明确性从而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开展。罪法定原则作为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事法律的规范体系必须呈现出一定的明确性,因为,“事法律必须是接触到该罚则的一般国民所能够认识、理解的。这是因为,未显示明确的处罚范围、暧昧的罚则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不当的萎缩效果,会侵害国民的自由。在此,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根据,即不明确的罚则是违反罪法定从而是无效的。”[1]基于此,事法律的明确性就要求事法律的用语应该具有明确性,或者通过相应的司法解释以保障这种明确性的实现。但是,由于事立法的静态性和稳定性与事司法实践的动态性和多变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事法律必须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对概括性的事法律规定进行一定程度的明确界定,法用语应当表现为其明确性与概括性的佳平衡。修正后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项的表述,单独来看没有问题,但是联系法的相关条文及其具体操作,就会发现其表述过于概括,这给民间纠纷解释泛化导致事和解滥用留下了漏洞,也为同事同法不同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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