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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判同一原则与诉判角色转变。由于我国的事诉讼并未严格遵循诉判同一原则，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了职权的做法，对案件实体真实的证明保持审慎态度。与此同时，客观法秩序又将诉判同一植入到诉判结构中，从而引发了法检角色在全新制度环境转变时的认知分歧。关系互动是关系动态平衡的基础，法检关系的互动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角色关系。不同于美国积极的检察官与消极的法官关系，也不同于德国消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在美国，无论是严重案件还是轻微案件，辩诉交易都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在德国辩诉交易制度中，检察官承担着启动程序的任务，而具体的交易则在法官的参与下，由法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作为制衡，这份认罪协议需要得到检察官的同意。）我国是积极的检察官与积极的法官关系，即检察官在审前促使被告人签署具结书，提出双方认可的量建议，起诉到后，嫌疑人的认罪并未导致审判的消失，法官仍然要全面审查案件。虽然我国法官又采用了裁判中立原则，并不干预审前的协议。但是只要在庭审环节嫌疑人提出新的量情节事实或者发生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法官将较大可能地将认罪量的裁判权重新划转到庭审范畴中。法官在这种情况中与嫌疑人达成的协议并不需要经过检察官的同意。
事和解在我国的发展史及其目的体现出对民间纠纷进行界定的重要性。修正后诉法将事和解上升到事诉讼基本法的高度,在此之前,事和解主要由两高以司法解释及相关政策性文件进行规定,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在事和解的具体把握上差异较大。但是,就事和解的前置条件而言,2007年高检的《高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点,以及2010年高的《高关于贯彻宽严相济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点,2011年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事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修正后诉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对于故意犯罪的事和解,都无一例外的以民间纠纷(群众内部矛盾)为前置条件。宁波江东区专业律师。
问题5：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纠纷后，因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而发生重伤、等危害后果的，应如何认定行为性质？对于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纠纷后，因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而发生危害后果的案件，在依据鉴定意见确认被害人与侵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应着重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及主观罪过来认定行为性质。具体可以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一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仅发生了轻微肢体接触，如撕扯、推搡的，不宜将行为人的行为评价为伤害行为。尤其是在被害人先对行为人有攻击行为，行为人出手予以制止的，不能视为行为人与被害人进行了互殴。在轻微肢体接触过程中诱发被害人身体而导致出现重伤、后果的，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不属于法意义上的伤害行为，主观上对伤害结果也没有罪过，一般应认定为意外事件。二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轻微殴打行为，如扇耳光、踢踹腿部等，但造成被害人重伤、的，如果行为人不明知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且根据案发时的具体情况也不能预见到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此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没有罪过，宜认定为意外事件。如果行为人在与被害人发生纠纷过程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或者通过被害人的身体特征及反应应当预见到被害人可能存在特异体质或患有严重的，如被害人系老年人或出现胸闷、气短等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具有过失，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过失犯罪。三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被害人属于特异体质，仍针对被害人的特异体质部位实施轻微殴打，则主观上对于危害结果具有故意，可以认定为故意犯罪。四是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足以致一般人出现危害后果的伤害行为，如长时间、高强度对被害人进行拳打脚踢或者使用刀棍殴打被害人致命部位等，说明行为人主观上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后果的出现，此时即使被害人存在特异体质，也应认定为故意犯罪。
三是看借款人是否愿意归还及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正当的民间借贷，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关系，在不能如期归还时会制订可行的还款计划。其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诈财物的，则往往表现为躲避与被害人接触，改变联系方式，或者携款潜逃。宁波江东区专业律师。
现在层面上已经在民事审判程序，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中对人的证明责任有了积极的规定，反法第32条对商业秘密人证明责任做了适当的减轻。从大环境来看，今年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开始实施，近期高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这些规定对证据的获取、人的举证责任有了新的调整，可以有效地减轻人负担。今年高了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同样规定了对商业秘密案件要合理地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依法减轻人负担。在实务界，从人长期难的角度来看，看到了更多希望，有机会通过民事程序对商业秘密做较为有效的。在这个大趋势下，实践中先后民的实际情况应该会得到改善，司法解释也就更没有必要做先后民的原则性规定。此外，我担心此条款会引发实务界的顾虑，因为这可能会有一个倾向在里面，即民事程序是否要受事案件结果的影响，如果事案件没有判定罪名成立，民事的侵权认定是否会遇到障碍。
但是，实践中另一种情况即两案基于同一事实的情况下却复杂得多，尤其在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中。与传统的“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类刑民交叉案件不同，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基本相同，只是在行为的情节和后果上有所差异；而在商业秘密民事侵权案件中，*审理的先决基础是确定*人主张的商业秘密构成以及*归属。从逻辑上讲，商业秘密*案件也应当首先确立这一点才能谈到是否构成犯罪。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还是《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非公知性”都是构成商业秘密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先决条件，但“非公知性”的证明属于对消极事实的证明，只能通过由对方主张积极事实进行反驳予以间接证明，另外对商业秘密*归属的证明，也同样需要两造对抗才能查清。因此，对于商业秘密的构成和归属的举证责任应当在被告方一边，原告方无法自证消极事实。
行为人供述了同案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体貌特征、联络方式、住址等信息，属于如实供述，侦查据此抓获同案犯或关联犯罪行为人的，不应认定为立。行为人不掌握同案犯的有关线索，要求亲属协助的行为不属于具体的协助抓捕行为，不构成立，鉴于其有将赎罪的意思表示，且同案犯被抓获与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客观联系，可酌予从轻处理。行为人将掌握的同案犯的有关线索告知其亲属，亲属据此查找同案犯，并协助司法将同案犯抓获的，可以认定为立。行为人通过规劝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宜认定为立，但可酌予从轻处罚。行为人通过胁迫使同案犯投案的，不应认定为立。上述投案的同案犯，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宁波江东区专业律师。
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是指公安、检察院、对自己发现的或者接受的立案材料进行核对、调查的活动。其任务是正确认定有无犯罪事实发生，依法应否追究行为人的事责任，为正确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打下基础。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是立案程序的中心环节，是能否正确、及时地立案的关键。因为立案或者不立案，取决于公检法三对立案材料审查的结果，而审查材料的过程，也就是根据法律所规定的立案条件，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和分析、评断这种犯罪事实是否需要追究事责任的过程。因此，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刘某某案是否为民间纠纷引起的属于法第四、五章规定的犯罪值得商榷。从案件事实看,被害人罗某某事先与被告人刘某某并不相识,由于罗某某在KTV从事服务工作,案发当天基于工作向被告人刘某某提供相应的服务,服务过程中二人也未发生相应的纠纷,刘某某临时起意对罗某某实施行为属于基于临时犯意的偶发事件,且该偶发事件与罗某某基于工作向被告人及其朋友提供服务及其服务过程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将该案认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事案件适用事和解程序是不正确的。该案中,对事和解前置条件的民间纠纷的错误认定,也说明了对民间纠纷进行明确界定具有现实必要性。
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要认定合同诈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采信行为人本人就主观故意所作的有罪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表现来进行司法推定。由于“非法占有目的”实质上是行为人行为时的一种纯粹的主观心态，同时合同诈行为还具有“合同”这一合法外在形式的掩护，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合同诈犯会主动供述自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如何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来准确推定其主观目的，就具有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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