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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沈阳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支持下，沈阳学者钟晓光耗时4年，出版《沈阳电影百年》一书，从电影放映、影院经营到电影制作等全方位揭示沈阳电影的百年历史。书中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1905年，沈阳人拍出中国第一部电影；20世纪初，沈阳放映的电影大多为日本侵略者美化掠夺战争、日俄战争的宣传片……

　　“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是法库有名的木匠

　　面对刚刚出版的《沈阳电影百年》，沈阳文化学者钟晓光长嘘口气，完成这一科研课题虽然历时4年，但是课题研究所运用的历史资料却凝聚了他40余年的心血。

　　钟晓光说道：“讲沈阳电影史，还得从一个法库木匠讲起。”

　　这个人叫任庆泰。

　　因为主持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任庆泰被尊为“中国电影之父”。

　　然而关于任庆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相关史料中往往用“生于辽宁法库”几个字简单略过。

　　钟晓光对于中国电影史上的这位沈阳同乡一直非常关注。一次去法库县出差，他看到了几本法库县政协编修的《文史资料》，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任庆泰早年的成长经历。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腊月十八，在距离盛京100余公里的法库县四台子村一个北方典型的“口袋房”里，传出了婴儿嘹亮的啼哭声，村里人知道老任家又添丁进口了，这个男孩便是任庆泰。

　　史料中介绍，任庆泰自小聪明过人，过目不忘，然而因为家境贫寒，他只读了3年私塾就放弃了学业。13岁那年，他跟随本村木匠学习手艺，因为勤奋好学，加上心灵手巧，在村里很快就小有名气。

　　同治四年（1865年），清帝颁旨在法库县公主岭村为僧格林沁修建陵园。修陵时从本地招收一批工匠和民夫，16岁的任庆泰也在其中。事后证明，这一经历为任庆泰后来的人生之路搭上了重要的阶梯。

　　因为修陵，清宫从北京选派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匠，其中的木匠班头金福堂雕刻技术高超，令任庆泰佩服不已。任庆泰想拜金福堂为师，可是无论怎么努力，金福堂就是不收他为徒。

　　后来，有一次金福堂染了重病，任庆泰不仅床前床后服侍，还四处为他求医，终于在丁家房访得一位名医，经过大夫的诊断，金福堂患的是“中毒性痢疾”，经过及时救治，保住了性命。

　　深受感动的金福堂病愈后，主动收任庆泰为徒。在他的指点下，任庆泰不仅学会了绘画、识图、雕刻和建筑设计，而且木工技艺大增，一时名闻乡里。

　　此后，他便被法库县魏家楼子首富于子扬聘请修缮房屋，从事木工雕刻，在这期间，任庆泰还为于子扬化解了一场棘手纠纷。认识到任庆泰的才能，于子扬便带着他到了北京，请他帮助打理北京的产业。

　　任庆泰先是接手了于子扬从上海带回来的照相器材，在北京开办了丰泰照相馆，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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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任庆泰听说法国有了活动摄影照片后，便利用已有条件，筹划试制自己的电影拍摄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庆泰终于试制出了一台木壳手摇电影拍摄机。

　　随后，任庆泰便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合作，首拍了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段。《定军山》在任庆泰开办的影剧院大观楼上映后“每天观者如潮”。

　　任庆泰1905年拍摄的《定军山》，距离西方发明电影仅晚10年。因此，任庆泰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

　　聚丰粮栈首映“活动影戏” 电影成为侵略者的宣传工具

　　电影产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末期，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新奇事物尽管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却无论如何成为不了人们记忆的重点。这使得收集整理沈阳电影的历史资料变得十分困难。

　　钟晓光在研究沈阳文史资料时，意外地见到一篇未曾发表的回忆录，作者是舒泽深，写于1963年。舒泽深当时拟的题目是《奉天电影事业简史》，回忆的都是1935年以前沈阳电影的相关情况。

　　舒泽深毕业于吉林森林大学，后在沈阳开办开明影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第一届政协委员。

　　在这篇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舒泽深写道：“而我奉天开始发现电影第一次，是在小北门天后宫（即现在沈阳市第二十六中学）前路东，当时聚丰粮栈院，搭设席棚。开演时期大约是1904年前后。因为只有两部影片放映，月余即行停演。”

　　从这段回忆中，舒泽深对于时间记忆有些模糊，但是对于地点显然非常确定，电影放映的情况也记得比较清楚。

　　当然，沈阳 早放映电影确切的文字记录，钟晓光是从当时的报纸中找到的。

　　在当时由日本间谍中岛真雄主办的《盛京时报》上，1907年1月23日刊有这样一则消息《活动影戏可观》，内容有150余字：“省城大南门里东胡同内空场地方，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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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篇消息中不难看出，日俄战争后，洋洋得意的日本侵略者借助“活动影戏”这种 时髦的传播方式，已经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人美化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的掠夺战争，以期达到 佳的宣传效果，而且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反复宣传。

　　影院规定：“设****监视席”“园内男女不得杂坐”

　　清朝末年，沈阳放映的电影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只有活动的影像，没有同期声，但是从当时留下的文字资料看，这种早期状况并没有影响沈阳人对这个新奇事物的追捧。

　　钟晓光在当时的报纸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文字，“每晚所演神****真，如巴尔干与土尔（耳）其两国战争之状态及如何媾和等情。颇为各界所欢迎，故每晚座客异常拥挤云。”“革命电光影戏出现。日人川崎氏新运到武汉革命战争电光影片若干，在小南门内天桂茶园试演，于昨晚开始。座客甚形拥挤之。”

　　尽管放映的大多是美化掠夺战争的影片，电影的热度却与日俱增，经营者和商家也在不断地改变经营策略。

　　沈阳电影放映由 初的露天放映转入室内，始自一人，他的名字叫文俊峰。他与朋友一起在小北门里路西开办了一家会仙茶园，经常请一些闲散艺人在园里表演来招揽生意。某日，文俊峰看到露天电影的热闹场面时，猛然产生在茶园里放映电影的想法。

　　他的试验很快取得预期效果，当时报纸上刊载：“……于本月七号起在小北门里会仙茶园开演南京战争事迹。逐日排演，无或间断，一般观客甚形拥挤之。”时间是1909年5月。

　　随着电影放映的不断完善，会仙茶园成为沈阳 早的电影院。以此为发端，沈阳早期的电影放映由露天逐渐转入室内，到上世纪20年代初，沈阳出现了专业的电影院。

　　当时的商家也从电影中发现了商机，他们经常在宣传海报上投放广告。钟晓光收藏的一张海报内容是香烟广告，写的是观众可以用积攒的烟盒换电影票。

　　早期电影屡屡“甚形拥挤之”，很快引起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钟晓光因工作关系，接触过当时的一些旧档案。他回忆说：“由于年代很久，很多纸张一碰就碎，多数捆扎在一起，无法轻易整理。”

　　就是在这样的过去政府留存档案中，他查到了当年奉天省警务处首次颁布的《管理活动电影章程》，颁布时间是1922年7月。章程共有10条，其中将影片分为营业性影戏和非营业性影戏两种，并指令凡经营营业性影戏的影院，需要在开演3日前打报告，经检查后发给许可，始准开演，并且取缔“有碍公安风俗者”“带有不宜适现在地方之党派气味与思潮之色彩者”“发动机不完整及有危险之虞者”。如违背章程的规定，将给予“一元以上六十元以下之处分”。

　　另外还颁布了一些其他有关电影的管理章程，例如其中规定，电影院内设****监视席，明确“电影经营者按日应缴纳警察官署弹压费奉天大洋一元”；规定影剧院的经营时间：“每日午前九时至晚九时止”；还有一则规定带有明显时代特征：“园内男女不得杂坐”。

　　此外，奉天市政公所也颁布了《取缔戏园、影园、书场规则》，颁布时间是1923年10月，这一规则共有17条，在前述规定基础上，又增加了“市政公所随时派视察员对娱乐场所检查”的内容。

　　这些当时的地方政府规章反映了电影业仅仅经过10余年，在沈阳就已经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生儿”，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业态。

　

　　耗时4年的专项研究

　　郭 平

　　2015年，钟晓光承接了沈阳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资助的一项科研课题，题目便是“沈阳电影百年”，那时他还有一年就要从沈阳市文化局的岗位上退休。就要退休了，却选了这么一项翻资料、爬格子的“苦差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电影有不解情缘。

　　钟晓光的父母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电影放映员。1950年，他的父母在南京“中央电影局放映训练班”参加学习，回到沈阳后从事电影放映工作。儿时的钟晓光，就是随着父母辗转于沈阳各家影院，在一部又一部电影的陪伴下长大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钟晓光先是被调去从事沈阳地方志文化篇的编撰工作，他担负起了电影历史的编写。此后，他进入沈阳市文化局，在电影事业管理岗位一干就是30多年。

　　兴趣爱好再加工作中经常进行调查研究，钟晓光这么多年来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如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海报、沈阳20余家老影院的旧照等。此前，他也整理出版了一些史话类书籍。然而，以学术研究的标准，编撰一部沈阳电影的历史，却是他一直的梦想。

　　接手“沈阳电影百年”课题后，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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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一项研究，有专家评析：作为电影史研究，尤其是地方电影史研究，目前为止在国内还是鲜而未见的。此外本课题所涉猎的范围不仅仅是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更注重将电影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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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SHO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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