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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组织起来为居住的村子种树。
他们把外来务工人员称为“新市民”，“核心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在慈溪找到组织，不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2005年，浙江慈溪的贵州籍工人曾与企业、村委会和镇派出所爆发过剧烈冲突。事后总结，源于外来工深信地方保护主义，难以对当地政府建立信任。
此后贵州人在慈溪乃至浙江背负恶名，几年内难以找到工作，犯罪率高发。一个叫墙兴贵的贵州人为了给贵州人正名，义务给老乡找工作，建立起一个民间担保的关系网络，并开通了给打工者维权的“小墙热线”。
2006年，慈溪市政府也跳出了单纯公安管理的外来人口管理方法，成立了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在各个村、社区建立和谐促进会，吸收墙兴贵这样热心外来工事务的人做专职社工。
目前，墙兴贵这样的专职和谐促进员在慈溪已有20位。而大范围推开，还需等待民间资源的成长和组织角色的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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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做专职社工搭起政府和老乡间的桥梁
小墙破“墙”记
打工者代言人
6月18日，墙兴贵一大早开着自己的车，送14个从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河南5省赶到慈溪的打工者去工厂面试。下午，他又送4个从云贵川过来的打工者去找工作和相亲。
他的小灵通大概每隔5分钟就会响起一次。今年1月到6月，“小墙热线”共帮3400多外地人在慈溪找到了工作，处理劳资纠纷38起，工伤赔偿19起，子女就学11个，租房35间。
7月1日、2日是掌起镇的公立中小学接收外来工子女报名的日子。贵州人周国保7岁的小儿子要第二次去参加中心小学的外地生招生考试，如果今年再考不上，他和妻子可能就要考虑回乡了。
今年慈溪市刚刚出台了新政策，取消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外地生全部进公立校，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掌起镇政府为此拿出了800万元来扩建中心小学和二小，90多名原阳光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从去年底迁入二小，原二小的本地学生全部迁入中心小。二小由此变为镇上第一所公办的外来打工子弟学校，中心小也将通过考试招收一部分外地学生，掌起中学也第一年开辟外来学生的入学通道。
2008年以来，墙兴贵每年都向慈溪市教育局和浙江省教育厅提交建议书，提出对外来工子女的民办教育应转为公办教育。“民办学校的老师有的只有高中、中专文凭，没有教师资格证，一个学生一年还要收近4000块钱的学费，不合理。”
2007年以来，他还作为慈溪和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列席代表，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前期的征求意见大会，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提出意见建议。比如春节购票难，工人的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企业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外来工子女教育的同城待遇等，政府都逐年一件件地落实。
今年，他甚至受到浙江省政府的邀请，列席十二五规划的征听会。
2008年以后，到慈溪来打工的外地人，基本都能和工厂签合同，享有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还能享受免费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居住半年以上的非超生夫妇，可以到公立医院享受生育补贴，本地居民3000元的生育费用，他们可能只要支付500元。
如果企业老板欠薪，他们还能拿到慈溪市总工会垫付的工资。慈溪市拿出3000万元在总工会设立应急周转金，以应付工厂老板欠薪的情况，事后再通过法律途径向欠薪企业追讨。
员工在工厂发生了工伤或劳资纠纷，还可以去找乡镇的劳保所。市里在每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动保障服务所，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就工伤、劳资纠纷等帮助企业和员工进行调解。
不过外来工进城打工， 难的还是孩子读书的问题。尽管政府拿出了 大的诚意和资源来应对这一问题，但还是赶不上农民工进城的脚步。
7月1日，掌起镇中心小学、二小里到处是面色凝重的外地生家长。四川合江县的袁国云6月刚刚从河南郑州迁徙到慈溪来打工，却没想到她的孩子信花进不了本地的学校。因为生源的限制，二小今年只在一年级招收200名外地生，信花这样一年级以上的插班生和没有在掌起读过幼儿园的一年级新生都不收，就是这样报名人数也将超过400人。
6月30日，墙兴贵一天接了几十个外地学生家长的电话，接待来访。他几乎一天都和镇里的领导在一起，讨论“五证”齐全但是公立学校又容纳不了的学生的解决方案。他给镇党委书记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强调了外地学生就学和招工难问题的关联，并给出具体的方案参考。镇党委书记对此的答复是，“符合条件的外来学生，无论多少都要解决他们的读书问题。”
外来人口带来压力
329国道把中国小家电制造业的集散地慈溪拦腰隔开，大多是工业园，南北两侧都有散居的村庄。从市中心往杭州湾跨海大桥南端的掌起镇去，国道两侧密布五金、轴承、小家电、机修等小型加工厂和作坊，掌起在县级市慈溪到宁波国道的中段，慈溪市区的长途小巴要开40分钟才能到达。
在中国，慈溪可以算是中华牌香烟、LV等奢侈品牌和奔驰、宝马小汽车消费量 高的县级市，这和本地人中做工厂老板的人数成正比。同时，这里也是浙江外来打工者 集中的县级市，本地人口103万，登记的外来人口已达95万。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工人们大多租住在附近的村落，而不是像广东的工人那样吃住在大型工厂里。
当地官员介绍，这个排位靠前的全国百强县每年产值100个亿，有一半都通过打工者的邮政储蓄回到农村。
所以在掌起这样常住人口近5万、暂住人口4万多的工业小镇，国道南边是等待放工者的溜冰场、电玩城、台球厅、发廊、移动联通营业厅和一套套村居出租屋；北边就是群集打火机和小家电企业的掌起工业园；再往北就是滩涂上围垦出来的大片果园和棉花地，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东海了。
1997年，贵州遵义茅栗镇九龙村人何仲喜到慈溪打工，进了小型打火机厂。2000年之后，何仲喜所在的打火机和小家电等低端制造业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用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慈溪的外来工总量到2002年净增了25万，随后的若干年都以每年10万人的规模增长。
2004到2006年，慈溪市的外来人口从40万劲增到70万；其中2004年有9个省的外来人口超过了5万人，四川人11万，安徽人10万多，贵州人9万多。“政府的管理和服务都来不及准备，社会管理的压力在这几年达到顶峰”。慈溪市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励冠军说。
慈溪市作协作家朱菁在2002年到2004年被飞车打劫了两次。“那时女人外出都不能戴金项链和戒指，也不能拿包的。”她后来查询慈溪市志，2004年慈溪市偷盗、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的数量比2002年翻了一倍多，3303名抓获的罪犯中，85%都是外地人。
励冠军回忆那时恶性案件的高峰突破了1万件，慈溪市委常委开完会，一位女副市长要回宿舍，还需要公安局长护送。
掌起这样的边缘市镇，那时也笼罩在不安全的气氛中。上世纪90年代就从贵阳到掌起来打工的墙兴贵，夜里经过掌起大街时，经常看到带着马刀的贵州小弟在街上溜达。
漩涡中的贵州人
那个混乱年代，慈溪的贵州人常常成为丑闻的主角。“慈溪发生的重大的‘打、砸、抢、偷、劫、盗’等恶性案件，几乎总是与‘贵州’挂上了号。”那时墙兴贵告诉别人自己是贵州人时，常常觉得“抬不起头来”。
2010年在慈溪市作案的3000多人中，贵州人就占了1133人，其中大约有1000人来自贵州黔南的罗甸、翁安，同仁的桐子、荔波，及遵义5地。山区的他们到了海滨城市慈溪，仍然像以前一样喜欢喝烈酒，“喝醉了之后就很容易闹事”。墙兴贵说。
而2005年的“火烧横河相士地村委”和2006年的“袭警抢枪”事件后，“贵州人在慈溪乃至浙江的形象更是坠入冰点，慈溪本地的老板和民众对贵州人谈虎色变”，对这两起事件做过细致调查的朱菁说。
2005年6月20日，横河镇一家庭作坊式的轴承厂内，一名贵州籍工人莫某因为200元的误工费与老板发生争执、扭打。老板报警后，警察和村保安将双方当事人带到镇派出所。莫某的姐夫听说此事后，召集了20多个亲戚和贵州老乡赶到派出所，打砸派出所。第二天莫某和姐夫又带了一帮老乡找到相士地村委会，指责村委会偏袒企业老板，并和村保安扭打起来。
110出警再次将工人、村保安等人带到派出所，此时外面传言说警方打死了两个贵州人，几个小时的时间派出所外面聚集了几百名贵州人，要求警方放人，用石块打砸派出所。期间还有戴白手套人士给他们发水、面包和水果。
在派出所闹了一阵之后，人群转移到相士地村委会，放火烧了村委办公室，人群还隔离了火场，不允许任何救护和消防车辆进入，导致火持续燃烧到第二天才被扑灭。
案件惊动了贵州省公安厅厅长，专程到浙江来协助办案。而2006年，一贵州籍男子在慈溪抢夺民警枪支，被民警当场击毙。这加剧了贵州人在浙江的尴尬命运。
从2005年开始，慈溪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拒招贵州人，工厂周围村子的村民，也大多不愿租房给贵州人。掌起工业园里的招工告示大多都注明了“贵州人不招”。贵州人找不到工作，租房也困难，有的在大街上流浪，又不愿离开慈溪，更逼迫他们要去偷去抢，表现在犯罪率上又是连续几年触目惊心的数字。
后来贵州人想了个办法，借年龄长相差不多的江西人、安徽人等的身份证去工厂应聘，有的五六个贵州人用同一张身份证，有的老板就破口大骂，“不招贵州人，结果进来的全是贵州人！”不过当发生工伤事故或劳资纠纷的时候，这些假身份的工人自然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
到2005年下半年，工厂招工会要求应聘者说几句家乡方言，这样贵州人“借壳进厂”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一个贵州打工者在慈溪论坛上发帖说，“贵州人在浙江，就像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干苦活、累活，拿 低的工资，还要遭所谓富省、富人的白眼。……穷，不是贵州人的错；文化水平底，也不是贵州人的错。面对生活，他们没有选择。”
为老乡担保
因为2003年的SARS，在一家工厂做生产副经理的墙兴贵辞职回了贵州老家。2005年等他回到慈溪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用工环境已经变味了。老乡们在慈溪工厂里遭封杀让他内心感到悲凉，“大多数贵州人犯案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找老乡聚众闹事，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弱势和自卑的心理，在异地借助老乡的江湖义气来寻求自我保护。”
他在贵州人比较多的掌起镇陈家村开了一家名为“贵州小店”的超市，有天有个贵州老太进来买矿泉水，一块钱非要还价到八毛钱。墙兴贵打听之下得知他们一家四口：包括她的儿子、儿媳和孙子，都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墙兴贵说可以试着帮他们找找工作，老太太感激得差点都给他跪下了。
墙兴贵在工厂做生产副经理时结识了工业区的一些老板， 终解决了这个家庭的就业问题。此后他就印制了一大摞“有困难，找老乡”的名片，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到工业区去散发，想用自己过去的关系网和资源，义务为老乡担保找工作。
“如果我介绍去的人发生问题，责任人找我。”墙兴贵向企业这样承诺，也遇到过两家企业不买账的，“你算什么东西？你能担保什么？”他还每年春节给贵州老乡写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自立自强。老乡里也有不少人觉得他疯了，“你是不是中介？介绍工作收过钱没有？”
他很懂得利用人与人之间的权威关系来建立信任。他先争取用资金担保或信用担保的方式，把贵州人介绍进几个大型的工厂，这些厂的老板在工业区也比较有影响力，成功了，如果后面的老板对他有犹疑，就让他们打电话给这个有影响力的老板，这样就很容易一个个地传递下去。
老乡对他的信任也用这种口口传递来建立，他不太熟悉的老乡，也会要求他们自己找一个担保人来分担责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的人思想还比较单纯，比较要面子，如果罢工、闹事都怕对不起担保人。”这样介绍了几千个贵州人找到工作之后，作为中间层的担保人也产生了好几百个。
他无疑是责任 大的一个担保人，有时为了获得信任，还需要为一些工人支付200到600元的保证金，都是自掏腰包。陈家村村委书记高如涛，后来也很支持他的工作，以村委会的名义担保贵州人找工作。
自费帮老乡找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超市关门了，两个孩子还在读书，老婆、亲戚和一些老乡也难以理解墙兴贵这种义举。一个人身上背负了几千个人的担保风险，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觉得当时不可思议。
那时的他年轻义气，打击 大的也就是介绍进厂的年轻女孩被安徽、江西的工人拐跑了的。“家长找不到女儿来找我拼命，我也觉得特别委屈，我给你们介绍工作又捞不到任何好处，不做了总可以吧？”
也有介绍进厂的贵州工人和安徽、江西工人打架的，医药费由墙兴贵召集老乡募捐了15000块来支付。除此之外，竟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这被他看做是天意，“可能我就是被派来做这个事情的吧”？
中间人的诞生
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社会秩序 为混乱的那几年，政府也在积极地寻找新的社会管理的方法。“当时觉得 吃力的地方，就是外来人口总是对当地政府始终抱着怀疑态度，认为本地政府一定帮本地人说话，难以建立信任。”励冠军说。
横河暴力冲突的发生，更是让慈溪市政府看到，单纯用公安系统来管理外来人口的传统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工伤或劳资纠纷中，工人和企业谈不拢，又不信任当地政府，就找老乡来和老板对峙，这时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后来发现亟需一个政府和企业之外，能站出来服众的民间组织。”
此时掌起镇帮贵州老乡找工作的墙兴贵，觉得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也正好想到了联系镇政府。他找到镇政法办的韩主任，从外来人口的生存现状出发，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提出建议。
2003到2005年，慈溪市的每一个乡镇都发生过贵州、江西、安徽等地方的工人的死亡事件，其中有部分是工伤事故。“死了人亲属就要把尸体抬到镇政府里面去，民兵、民警和保安员拦住不让抬，这样就形成对峙。”墙兴贵说。
政府部门正好缺一个墙兴贵这样的中间人在其中调停，后来的各个乡镇的工友死伤事件，他都被请去调解。他会跟老乡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该找哪个政府部门找哪个部门，该找律师打官司的就打官司，我可以帮你们去谈，不要盲目地抬人”。他讲的话，工友们就比较爱听，容易接受。
2006年慈溪市委副书记杨胜隽带队到掌起镇陈家村、坎敦镇五塘新村等调查，与墙兴贵、吴有水等热心外来工事务的民间人士座谈，回去后就筹备在各个村和社区建立民间组织———和谐促进会。他们把外来务工人员称为“新市民”，“核心目标就是要让他们在慈溪找到组织，不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而当时慈溪2500亿元的经济总量，以民营小工厂为主，大多分布在市郊的村庄，各个乡镇都比较平均。员工上班在工厂，下班在村庄，因此和谐促进会大多没有建在企业里，而是建在周边的村庄和社区。
2007年，慈溪市在和谐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市委市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抽调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任局长，市综治办副主任励冠军和司法局的一位科长任副局长，工会、信访局等抽调人员组成维权服务中心，建立起一支9人的相对独立的服务和管理队伍。
慈溪市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不像宁波其他县市区的同类机构，既没有设在县办下面，也没有设在政法委下面，“就是要努力规避县办政府工作的惯性和政法委过去治安管理的延伸”，管理局副局长励冠军说。
全市选出了100名和谐促进会联谊员，都是外来打工者或老板，励冠军通过他们来了解各个乡镇外来打工者的动态和需求。他甚至会到其中的个别成员家里喝酒，行为作派颇为亲和，不像过去外地人接触过的政法干部。
“我们要做小的、边缘的事情，要了解和满足外来打工者 基本的需求，把他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把这种新型关系形容为产妇和医生之间的依存关系。
2006年5月，坎敦镇五塘新村和掌起镇陈家村的和谐促进会率先成立，墙兴贵成为一名专职社工，担任了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并于这年8月开通为全市外来工服务的“小墙热线”。他的编制归入社区保安，工资由镇政府和村委会共同发放，从 初的90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
和谐促进会实行网格化管理，陈家村书记高如涛担任会长，励冠军为名誉会长，另有村干、企业家代表、外来工代表做副会长和理事；下设维权、矛盾调处、公益、计划生育等工作委员会，村干部、企业代表等担任委员会主任；其下再按各个治保大队分片，由治保大队队长担任片长，每个片区再按人数分组，由外来工担任组长。
工作经费各个村看实力，陈家村村委出5万，掌起镇出15万，企业再捐资15万，市政府以奖代补5万，该村和谐促进会一年也有40万的经费。
过去容易与外来工发生冲突的社区保安，现在也全部进和谐促进会，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小墙关系学
一开始，墙兴贵进驻陈家村和谐促进会并不顺利。要能够在村里开展工作，他必须取得政府、企业、本地村民和外来工的多方信任。
在慈溪，那时本地人还把外来打工者都叫做“外个人”，这些“外个人”的大量涌入，对同样在工厂做工的本地村民来说，很大程度上抢了他们的饭碗，也拉低了用工价格。
和谐促进会在村委会有一间办公室，墙兴贵在这里帮外来工找工作、接待来访。 初那两年，时常有村民找到他的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叫他“滚出去”。2007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他，村民把大门堵着不让进，“外地人为什么来我们村委上班？我们又没有选你进来！”
2007年国庆节，一个江西籍的木工师傅，在帮一个本地木工装修厨房时从梯子上摔下来，脑袋着地成了植物人。事发后本地木工躲起来了，江西木工的女婿是贵州人，就从观城叫来了3车老乡，找到本地木工的家里，要砸门进去抄家。
村书记高如涛和墙兴贵赶到现场，一边由高书记联系本地木工的哥哥，谈判如果没钱的话能否把房子卖了赔给江西木工的家属；另一边由墙兴贵以和谐促进会的名义担保，跟镇司法所、民政部门和村委会协调，争取赔付到位。
终本地木工真的把房子拍卖了10万元，江西木工拿了9万元，留了1万元给本地人做生活费。“当时想都不敢想村上会这样，如果当时村委会报案拉到派出所去解决的话，外地人总会觉得是在偏袒本地人。”墙兴贵回忆。
高如涛的处理方式在村民中也引发极大争议，村民骂他神经病，偏袒“外个人”，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墙兴贵的忍耐正是因为有政府的坚定支持。2006年和谐促进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就亲自打电话给他，鼓励他“好好干，不求光辉业绩，力求问心无愧”。
因为外来人口的竞争，本地人纷纷转向承包配件做小老板，出租屋和厂房的租金也是一笔收入。本地人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致富，对他们的排斥感也就渐渐消失了。
和谐促进会的副会长、公益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翁方良，是慈溪一家空调配件厂的老总。2009年厂里一个贵州的和一个四川的承包车间主任吵架，贵州的想把四川的挤走垄断工序。生产部长出面调解贵州人跟他打架，翁方良出面贵州人也不听。
翁方良 后请出墙兴贵去调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四川、安徽、贵州哪里人他都跑得进，走得通。”翁方良说。
墙兴贵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过去没什么不同———利用关系网中的权威人物，建立信任或者预防冲突的发生。
他先主动去结交各个老乡群体里的权威人物。“小蜜蜂”是安徽人里的“老大”，在慈溪办企业有钱有势力，政府部门、公安局也都走得通。
2005年有个安徽籍的工友小叶因为工伤去世，墙兴贵主动找到“小蜜蜂”，说老乡死了是事实，现在主要的是要维权，要让亲属得到补偿。“小蜜蜂”问他该怎么办，他说第一步是请律师看能赔多少钱，了解清楚再找政府谈；然后他这边再找政府的综治和政法干部，要求必须解决小叶的赔偿问题。
政府和企业原来只愿赔18万，他就跟“小蜜蜂”讲打起官司来，这种情况至少应该赔23万。赔偿成功后，“小蜜蜂”有处理不了的事情都来找他，“墙哥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这样通过“小蜜蜂”，他在安徽老乡中就建立起了影响力。
在慈溪的安徽人中有11个是 有影响力的，墙兴贵把每个老乡群体中的这些人都摸清楚，到了年底请他们吃饭，这些权威人物也乐于结交有政府人脉的墙兴贵，以后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可以互相平衡。
跟政府和企业疏通关系的时候，也有企业请托的领导不买墙兴贵的账。他就主动去找政法委书记、市长或市委书记，让他们来和那个领导打招呼，事情也能得以解决。
亲近的“代价”
6月26日，世界禁毒日。墙兴贵和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志愿者王娟、汪鼎海到掌起农贸市场做禁毒宣传。6月28日，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每天三四百个外来打工者的电话，帮他们找房子、找工作、找对象、找学校，处理讨债、工伤、劳资纠纷等本职工作就应接不暇，再加上这些行政性的事务，墙兴贵感觉分身乏术。
这可能是“小墙热线”和政府越走越近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6月28日这天他好不容易能抽出空见记者，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有时左右都不是啊。”他感慨，“政府支持我们，和他们走得近了，老乡就认为我们是给政府帮腔的国家干部，不自觉地就疏远我们，我们的工作也就越难做。老乡的工作做不好，政府又会来批评我们。而我们如果离开了政府，又不好做工作，毕竟他们才有处理问题的实权。”
跟政府越走越近后，维权也越来越难做，“主要是政府关系网太严重”。
在墙兴贵看来“小墙热线”及和谐促进会慢慢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有不好的也有好的方面”。好的地方就是处理事情快，过去一天只能解决一两起工伤事故，现在十起二十起都有可能。“我给镇政府打一个电话，领导都会主动帮我，由他们打电话给企业老板，说小墙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少几千块钱，工人的工作也做得通。”
而如果政府和企业这两头都没有支持的人的话，拖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工人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总体上他还是觉得“跟政府走得近能更好地帮农民工”。
“那走得太近了，你可能就变成一个政府公务员了，不是又回到过去了么？”记者问他。
他正色道，“我始终是一个农民工，穿的是农民工的衣裳，做的是农民工的事，赚的是打工者的工资。如果哪天这个性质变了，小墙热线就不叫小墙热线了，我也就没有用了。”
小时候姑公的影子一直存活在心里。30年前姑公得了绝症，搬出一把缝纫机，免费给村民缝补衣服。结果姑公多活了14年，他去世的时候，村里人送来了200多个花圈，“比县委书记还受人尊敬”。
从此，小墙暗下决心，“此生定要做个受人尊敬的人”。
2
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5倍的五塘新村
“编外村官”内外调停
慈溪西郊的坎敦镇五塘新村原是个海边的小渔村，2000年全国 大的打火机厂新海湖南阳光技术学校从慈溪市中心迁移到这个村子旁边之后，这个村子就变成慈溪市本地和外地人口倒挂 严重的村庄。
周围被工业区包围，本地人口只有700多人，外来人口却达到了3000多人，是本地人口的5倍，怎么管理？村书记胡华南和村主任胡佰万每天都在为这个问题提心吊胆。
五塘新村东西向600米，南北向200米，被四四方方地切割为十多条里弄，200多户房东和外来房客10年来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村居和工业生产紧密地咬合在一起。这样人丁兴旺的村庄，在内陆非沿海地带已经绝迹。
江西上饶弋阳县中畈乡芳墩村的村书记吴有水，2004年来到五塘新村，在一个儿童用品厂做生产厂长，租住在工厂对面村书记胡华南的家里。两个人都是村书记，又都当过兵，每年二三十起喝酒打架、狗咬人、交通事故、租房纠纷等，胡华南都喜欢叫上吴有水一起去处理。胡华南渐渐发现这是个好办法。本地人和外地人产生了纠纷，如果是自己出面，外地人常常会翻他一个白眼，“你算老几啊？管得了我们的事么？”即使他想为双方主持公道，外地人也常常不买他的账，觉得他怎么都会偏袒本村村民。
6月15日一个广西来的工人下班骑电瓶车回家，跟一个本地小轿车撞了，工人被撞得失去了知觉。工人的家属跑来找吴有水，让他陪着一起去医院、和交警交涉。他们对老吴很放心，在本地人的圈子里，他们相信老吴会为他们争取权益，主持公道。
而就在前一天，村子附近正大车业的老总也跑来找老吴。一个江西籍的员工下班出了厂门，骑自行车逆向行驶，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类似这样管理者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的纠纷，常常都由吴有水出面调停。而村子里有本地人的狗咬了外地孩子的脚、外地人偷了本地村民的韭菜或西瓜这样的事，也由他出面，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他开始也是义务地帮外来务工人员说几句公道话，处理些法律上的事情。2006年村书记胡华南找到他，说村上要成立和谐促进会，想请他做专职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由村镇发给他工资。老吴对村务工作有感情，这年8月就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专职做起五塘新村的“编外村官”。
6月16日晚上10点，他换上社区保安的工作服，和其他本地的治保员一起上夜班，在村子里巡逻到凌晨4点。半个月后，村子里的外来的和谐促进员们还要分批帮本地村民们看西瓜防止被盗。
10年下来，外地来的工人对这个村子也产生了感情，由和促会组织为村上种树，四川地震时给灾区捐款，本地外地的孩子在一起读幼儿园，今年开始取消打工子弟学校，越来越多外地孩子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学，外来的贫困家庭也能得到村里的救助金了。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南都记者吴珊
南都记者 吴珊 发自浙江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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