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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专家回忆自己的流动历程
■人物
李强
1950年5月17日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并于1982年和1985年分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1985－1999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学等，著有《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我国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等著作。
“当时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于我们来说，很多的东西也是一边学一边创的。”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不学习 就做半导体
我上中学是在1963年，当时的四中还是男校，不像现在。当时能考上四中还是很难得，“北京四中”那四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很重，大家还很看重学习。
我记得刚入四中的时候，很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的英文就很好了。后来我了解到，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就把精力放到了教育孩子身上。我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冶金专家，但是家里从来不教我这些东西。我的压力很大。
在四中读了三年，算是受了三年比较严格的培训。
1966年，废除高考之后，就把学习中断了。当时的孩子们正是学知识的阶段，虽然一开始不上课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那么长时间不看书，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到了第二年，大家都看了一些书。我们对做半导体开始感兴趣了。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低压电器刚刚兴起，世界上也是刚刚兴起，所以中国的水平并不比世界水平低。那时市面上低压电器的元件非常便宜，大家就开始比赛做半导体了。我们这叫“线路斗争”，因为设计半导体要先画电路图，然后才能开始动手做。那时候我们虽然是十几岁的小孩，但是做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灵了，不但自己做，还给亲戚们做。
当时北京低压电器的元件还不是很多，天津多。
但是我们又没有钱去天津，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前门天天有天津来的货车。我们就跑到前门，求开车的师傅带我们过去。就这样颠颠簸簸地到了天津，弄到了元件，再回到北京。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自己是个很大的锻炼，完全从不懂到读懂，再到自己动手做，也是一种创造。
“老三届”分配 盖了两年房子
1968年，国家对积压了两年的学生以及当年应届生分配工作，这三届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我觉得那次分配是暗箱操作的，学生到哪里去，全凭老师说。
有些学生留在北京，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七个人，被分到了852农场，我们去了不久就改称黑龙江建设兵团了，从编制上也按照军队的编制，但是基本上没有军事上的训练。这其实是上山下乡的前奏。
1968年7月1日，我和其他的同学，坐上火车，到东北去。用了三天的时间，到了852农场所在的那个小山沟，在地图上看，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就开始干农活儿，在之前，我们都没有干过农活儿，但是在当时那种口号的鼓动之下，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各式各样的农活儿，几乎都干遍了。当时 累的活儿就是扛麻袋，把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到粮食囤里。当时我们学生年轻气盛，又有热情，到了那里之后反而要求：什么累让我们干什么。当地老百姓也实在，就让我们扛麻袋，其实那么大的孩子哪能干那种活儿？后来好多人都因为扛麻袋，把腰扛坏了。
干了一段农活儿之后，我们又开始当瓦工。当时那个村里有一个排叫做基建排，专门管盖房子。基建排有个 重要的班叫瓦工班，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就在瓦工班。石头是我们自己在山上采的，沙子是我们自己在河里挖的，砖是我们自己脱坯烧出来的。就这样盖了两年房子。冬天没有办法盖房，我们就上山伐木。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就是一个人在山上度过的。因为伐了很多的木头怕人偷，要有人在那里看着。大雪下得很厚，为了取暖，我点着了一大堆木头，一个人，看着火苗子在空气中蹿着。
考人大 因为自己年纪大
从1968年到东北，到1977年回北京，我在那里呆了九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已经28岁了。
那时多数学校都不愿意录取年龄大的学生，我报了人民大学，因为听说人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对于年龄大的学生并不排斥。后来人民大学也确实收了一大批年龄偏大的学生，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刚刚从十年不教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旦恢复了教书的自由，他的热情都特别高，特别卖力。当时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顶尖人物，比方说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的是苗力田先生、讲西方经济学的是吴毅丰先生。我觉得当时人大的学术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人大读了七年，先是读了四年的本科，跟着又读了三年的研究生。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学位制度正在恢复。刚开始恢复学位制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郑也夫天天跟我琢磨：“咱们能不能直接考研究生？”我有点犹豫：“咱们没有上过大学，怎么考研究生？”也夫跟我说：“谁都不懂，所以你只要找一个谁都不懂的东西，看两本书就数你懂了。”
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那样，考研究生也不需要什么学历学位，只要你能考过就行。也夫后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专业，果然，过了没有几天，也夫就考上了，不上大学，开始去读研究生了。而我还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读本科，读完本科，又接着读研究生。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继续考博士，但是我一想自己已经读了七年，再念下去，就有点烦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上了社会学，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社会学这个学科。就这样，我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想法。
社会学新兴 一边学一边创
我第一次接触社会学大概是在1980年，有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中国对外进出口图书展览，我去了那里，看到了许多外文版的关于社会学的图书。当时也只是接触而已。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国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社会学色彩了。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我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
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在北京，外文书藏书 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是受控制的，我弄到了一个借书证，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我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我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ol）大学访问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流动人口方面的材料，后来，1992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我也接触了不少城市流动人口方面的书籍。
这样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1985年我毕业的时候，工作比现在好找多了，那时候研究生还是稀缺资源，每个人都有多种选择。
正巧这个时候，郑航生刚从英国回到人民大学不久，在人大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建所时人也没有多少，我找到郑航生，表达了我想去这个研究所的想法。郑航生很欢迎，去了之后，就和郑航生一起编教材。
当时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东西也是一边学一边创的，包括理论、方法等等。当然，在国外社会学一直存在着很好的延续，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跟国外的接上茬儿，否则人家会说你们弄得那是社会学吗？人大社会学走的是实证道路，就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测量数据、发现问题等等。
从1985年到现在，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我做了很多的题目，可以说，我是个做调研比较多的人。
口述：李强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记者手记
对于李强这一代的学者来说，从事哪种领域的研究几乎很少带有个人选择的色彩，几乎都是因缘际会，碰上了。比如说，李强走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国际性的书展改变了他的道路，自那以后他走上了社会学的研究。
从一开始，受到当年人大气氛的影响，李强的社会学研究走的就是实证的路数，这种道路正如他在叙述中所说，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测量数据、发现问题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湖南阳光技术学校全国招生。
九年的农村生活，让他对于农村了如指掌，说起做农活儿，李强几乎样样精通。也正因为如此，在李强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从《贫困文化研究》的论文，到《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的专著，李强在研究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一直试图为协调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寻求解决办法，以便缓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关怀，使得李强的研究除了枯燥的数据之外，有了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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