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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位于偃师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迎客。当天,整个洛阳城漫起了大雾。

    很少有一处文化遗存的意义如二里头这么重大。按照学界公认的看法,二里头的发现,将与商周相连的、有实证的中国文明史前推了至少300年。然而,尽管与文献中“夏”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二里头与“夏”的联系却始终无法获得众口如一的认可。

    二里头这个被称作“ 早的中国”的遗存究竟来自哪里,身份又如何?时至今日,或许不只是一场学术之争。□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文 沈翔/图

    首次寻找夏墟的田野考古

    早的中国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

    伊河、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暖,平坦而开阔,无数典籍将夏的存在指向这里。在考古学者的眼中,这是一方圣地,也是追寻 早中国文明必须去的地方。1959年4月,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山西一带寻找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夏墟”。这是一次带着目标的考古,也是中国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考古。    在公众印象中,考古往往是被动发现,而非主动寻找。是什么,让古稀之年的史学大家亲力亲为?    按照史书的记载,中国早期的历史是这样的: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禅让舜,舜禅让禹,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然而,在史书之外,谁也没有“见过”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三代的历史,看起来更像杂糅着神话。

    寻夏之旅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告诉记者,直到20世纪初,人们先后找到了甲骨文和殷墟,肯定了《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商的存在由此才在史书外得到证实。找到了商,人们随之自然而然想到了夏,它在哪儿?

    这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学界 热衷的事情。除此之外,在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口中,徐旭生先生寻找“夏墟”,还有一个不为公众所知的原因。    上世纪20年代,受“五四运动”影响,北大学生中产生了一种“疑古思潮”,其中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这些人认为,历史时代越晚,对先前历史的记载便越详细,记载的人物事迹便越放大,这并不可能。因此,他们质疑古书、古代的人物,进而怀疑古代的历史。”    “徐先生其实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次考古,就是拿着古书到 有可能是夏的地方,寻找夏的都城,因此可以说是一场寻夏之旅。”站在陶器与青铜纹饰环绕的博物馆展厅,李伯谦将这段轶事娓娓道来,语气中充满肯定。    二里头发现至今60年,李伯谦在其中整整57年,他告诉记者,在二里头村,徐旭生发现了殷商时代的陶片,并将其记录下来,随后,考古学者开始对二里头长达60年的发掘,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的名字由此渐为公众熟知。

    出土众多考古“中国之 ”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10月20日,举行过开馆以后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一次对公众开放。上午9点,还不到开放时间,就已经有大批游客等候在博物馆门口。从 近的洛阳龙门高铁站到博物馆所在的偃师二里头村,开车也要一个小时车程。专门从郑州赶来的历史爱好者韩杨早早就等在博物馆门口。    “大家都说,这是 早的中国,所以就想看看 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19日上午,韩杨手机中的新闻APP就开始推送关于二里头的消息,有新闻报道,也有学者和网民们的争议。这也更加刺激了她的好奇心。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告诉记者,经历了一个甲子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众多考古“中国之 ”:中国 早的双轮车辙; 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 早的“紫禁城”——二里头宫城; 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 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 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 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 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除此之外,二里头还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 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么多的“中国之 ”意味着什么?

    绿松石龙堪称“龙图腾”根源

    “你想想看,在世界上很多文明还蒙昧未开的时代,中原大地上有这样一个鳞次栉比的大都市,它有两万到三万人居住,城中排列着宽阔的井字大道,它足足有20米宽,相当于现代的四车道,青铜制的战车在其中疾驰;城的中央,大型的宫殿建筑环绕着中国 早的‘紫禁城’,昭示着王权的尊严;而在城区南面,青铜器作坊中火花飞溅,绿松石作坊中光彩盎然,堪称中国 早的高科技基地。这样的文明,本身不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吗?”脚踩着诞生二里头的土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三任队长许宏时常畅想起“ 早的中国”的模样。

    在著作《 早的中国》中,许宏第一次将二里头和“ 早的中国”画上等号。在他看来,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 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是当时的“中央之邦”;在二里头,第一次完整出现了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而且与后世的商周无缝衔接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 早的“中国”。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 令人惊艳的展品莫过于一条长近70厘米的绿松石龙。“你想象是个什么概念吗?”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说,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 直接、 正统的根源。    “ 早的中国”找到了,它属于哪个年代?    灯光打在绿松石上,“龙图腾”似乎有话要说。如果说,二里头是商周文明的直接源头,那么,古老传说中治水、定九州的大禹,又是不是我们的祖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围绕着“二里头”身份的争议从未停止。如今,支持者们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而谨慎者则认为,没有出土文字的实证,二里头便始终不能与文献中的王朝——“夏”建立直接关联。    这背后是夏文化研究所面临的窘状:古史文献的描述与考古实物之间,始终无法完全对应,缺少一项直接、可见的实物证据作为连接——如殷墟甲骨这样的出土文献。

    专家多次论战到底是不是“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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